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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抗爭者李維怡 傳播被忽略的草根視角

李維怡通常不會叫自己做「作家」,而會叫自己做「文字耕作者」。

這十多年來,她一直默默組織社區進行基層平權運動、從事紀錄片和文字創作,貫徹始終地相信透過傳播被忽略的草根視角,集結人群,終可改變不堪的社會現實。

可能很多人認為「作家」和「文字耕作者」沒有分別,只是語言「藝術」,可是李維怡自有一套對「創作」的看法。她知道「作家」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界定,但肯定的是許多人對「作家/藝術家」都賦予某種「無中生有」的光環,並認定創造物只是屬於「造物主」。李維怡卻不認為創作是無中生有,反而是尊重真實世界已存在的事物,「創作」猶如耕種,只是在大自然/真實世界的給予和限制下加工。同時,在這樣的觀念裏,創作本來就依存於其他人所交織成的世界,故所謂的作品誰屬,及可延展的現實性和公共性,就甚為值得討論。

現正參與油街實現與香港文學生活館合辦的「在油街寫作--隱匿的鯨魚歌唱」計劃的李維怡,早於2000年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撰有多本刻畫香港社會實況的小說作品,被視為香港近年現實主義、人文關懷的重要作者之一。或許你一聽「現實主義」,會聯想到廣東話中「你面對現實啦!」的那種「現實」,即社會現實就是要你低頭的意思,但李維怡解釋,現實主義英文是Realism,講的是Real,即是「真」。

李維怡說:「那『真』其實是『在社會整體的層面你觀察到甚麼』,不是只是個人經驗或個人感想,同時也有社會加諸他身上的東西。其實每個人,去到某一點,發生某些行為或情緒,姑勿論對或錯,一定有前因後果;而這些前因後果,一定不限於他個人;若非個人,即包括社會;社會就是由建制(institution)及文化(culture)組成,文化亦即包括所有人。」

現實主義的種子

現實主義又譯作寫實主義,在視覺藝術和文學範疇,是源於19世紀法國的一場運動,以準確的社會觀察為基礎,以表達普通民眾的面貌及其日常生活。李維怡說,她從來沒有一開始就想要做一個現實主義式的小說家之類,你可以倒過來理解,只是她某些述說和觀看世界的方式,較接近現實主義。不過不得不提的,是她自小在思想上確實恍如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因為在大學讀中文教育的母親,在家裏常備有一些「陷阱」,包括查爾斯.狄更斯的《孤雛淚》、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而教小提琴的父親,也在她耳畔恒常演奏着那年頭的西方古典音樂。至於她自己第一本選來讀的書,更是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

從她父母的學歷背景,現今人們很容易會想像李維怡成長於不錯的中產家庭,但誕生於北京,1978年約3歲時與父母共同移居香港的她,其實跟許多當年的新移民家庭一樣艱苦清貧地生活,讓她印象最深刻的讀書場地,是每年在寒冷的清晨,跟着父母去入境處排長隊續期香港居留權。

八九民運的思考

1989年,就讀中二的她與香港人共同經歷了八九民運的震撼,萌生了「沒人知道真相是不行的」想法,覺得「就算打交打不過,但最少可以告訴別人」,後來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新聞與傳播系,也是抱持這樣的想法,「真相需要傳播,人需要與人有溝通,也要令到某些社會問題發生改變」,以致後來拍攝紀錄片、與友儕共同創辦主力從事本地獨立社會紀錄片製作及藝術普及化的非牟利組織「影行者」、以及寫作,也一貫地懷抱這樣「為民喉舌」的原點。

組織社區進行基層平權運動、拍攝紀錄片和文字創作,對李維怡來說,這三件事其實是一件事,同樣的傳播被忽略的草根視角及改變社會現狀,但不同的方式,卻始終有不同的傳播層面及效果。而三者當中,李維怡將組織社區排在首位,「組織社區的部分,如果你要理解為Art Work的話,放大來看,可以視之為很大的Art Work,即是由開始一個組織,到怎樣維持其運作,並且使其不止於因循,而是不斷有新的想法,大家一起創作新的事。而這個共同創造,正正是現今個人主義社會缺乏的改變因素。」

紀錄片的可能性

至於拍攝紀錄片,李維怡則認為始於「紀錄片較容易讓其他人可以參與」,她指出基於教育制度的局限,不傾向以文字表達的人被留了在基層,而且現在拍攝影片的成本較以往已下降了許多,是一個容易令人參與,也容易與人分享的媒界。影行者網頁的簡介中,有這麼一句:「我們致力於把藝術還給人民,把人民還給藝術。」透過舉辦影像創作工作坊、影像解讀工作坊、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以至透過拍攝紀錄片介入各種社會運動,包括與不同市民共同創作的有關灣仔利東街人民規劃運動的《黃幡翻飛處》、有關2005年反世貿抗爭的《沉重而絢爛的十二月》、有關紮鐵工人罷工的《紮草根.鐵生花》、有關劏房貧民反迫遷的《順寧道,走下去》,以及有關十年在民主規劃運動裏觀察街道的散文電影《街.道--給「我們」的情書》等等紀錄片,李維怡與友儕共同努力藉影像傳播帶來真實的電影院外的溝通,去紮實社會運動的基礎。

那既然傳播信息與改變社會為李維怡一貫的堅持,有了影像這強大的媒介,何以還需要繼續寫作,並開創出「紀錄片小說文體」/「紀錄片式寫作」?「寫小說,寫詩,某意義上對我是一種釋放。我的創作與社會運動是連在一起的,社會運動無可奈何地要面對許多不如意、可惡的事,包括壓迫我,更加壓迫某些朋友的力量和事情,而這些壓迫,已去到一個程度不止政府在施加壓迫,而是人與人之間也產生了許多誤解,以及胡亂相信某些謠言,形成大家所說的『撕裂』,而政府亦善用『撕裂』來針對某些人作出一些政策上的遏抑。」李維怡說,書寫,對她而言是一個需要,她要把這些觀察和感受說出來,而釋放出來的東西,也可以與喜歡文字的人分享,也可以進行社會想像練習:「事實上有某些組織手法,是在寫小說時構思出來。」

在小說及新詩集《短衣夜行紀》的部分故事中,李維怡運用了「紀錄片式寫作」,在如新聞報道般的歷史和社會事實背景中,書寫了虛構的人物故事,但虛構的人物卻又並非純屬虛構,不是「如有雷同實屬巧合」,而是「如有雷同不是巧合」,她將許多真實的人物面目和經歷,結合在故事中的少數人物身上,形成了更高度的典型,「典型,是這身份的人,因為社會賦予了這身份所能夠獲得的資源分配等,導致他們會就某些事情作出某種反應。寫小說與出來抗爭,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像他們這樣的人,究竟要有幾多條件,才會由一個順民,變成一個會反抗的人?或者是可以為自己的尊嚴奮鬥一下的人呢?」李維怡說:「這發展不可以硬來,在現實抗爭、社群組織中不可以硬來,寫小說也不可以。寫小說的自由度,不可以超越合理性;可以超越現實,但不可以超越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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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怡簡介

2000年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著有《行路難》、《走著瞧》(與不同作者合集)、《沉香》、《短衣夜行紀》等,多年來在香港從事紀錄片創作、藝術普及化及基層平權運動,現為影像藝術團體「影行者」藝術總監,與市民共同創作一系列人文關懷紀錄片如《黃幡翻飛處》、《街.道--給「我們」的情書》、《未存在的故鄉》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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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與街坊:紀錄片╳小說對讀工作坊」

「在油街寫作--隱匿的鯨魚歌唱」計劃內的其一工作坊,李維怡將首次將紀錄片及小說兩種媒體的創作平衡呈現,將關於利東街的紀錄片《黃幡翻飛處》,與其小說集《行路難》中的短篇《聲聲慢》作對讀,分享「紀錄片小說」的創作理念及方法。活動亦將邀請片中街坊出席,並與現時在灣仔從事社區藝術的方韻芝(Vangi Fong)共同對話。

日期:4月23日

時間:3pm-6pm

地點:香港北角油街12號油街實現

撰文:
謝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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