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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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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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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內地管治理念 港房策才對路

近年大陸最大稅務改革在於「營改增」,從前,大部分經濟活動在進行之際,已須率先面對各式稅費;取得利潤後,又被再度徵稅。雖說全國各地政府,會提供不同優惠與減免,然而,且不提各種招商引資手段帶來的尋租;稅項多且雜、積少成多,已成為中國稅制特色,成本核算不易、政策風險又大;同時制約着投資與生產,以及民眾可支配收入的增長。

港人習以為常「以盈利為根本」的課稅原則得以引入,就成為近年內地經濟改革的重大突破;客觀上,也推動着內需市場擴充規模、服務業的轉型升級。而新近開幕的十九大,習近平在長逾3小時報告當中,「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延續了2016年中央經濟會議的精神;也是對於自1990年代以降,大陸土地開發思維的修正。

十九大報告 貫通教育收入房屋

愚以為,繼習氏「營改增」與林太「利得稅減半」、「補地價照常」相映成趣後,《十九大報告》與施政報告對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房屋產權上的認知落差,也值得我們關注。具體政策設計的差異,固然值得比較;然而,內容背後折射出不同管治思維和價值觀,如何取彼之長補己之短,對一個負責而謙和的政府而言,多作參考也屬應有之義。

關於房屋的綱領,習近平放在《十九大報告》的第8部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第3段。在此之前,第1段談教育,第2段談收入;其後段落涉及脫貧、公共衞生、社會及國家安全諸領域。可見,習近平的社福思想作為一個整體,以提高「教育—收入—住房」的公平性為主軸,進而推動全國上下的均富與進步。

從第8部分各段前文後理相呼應可知,習近平以統一的思想,貫通教育、收入、房屋三部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組元素裏面,十八、十九大兩屆政府領導,明顯側重於以「社會市義」為原則、政府介入為手段,來處理發展與分配失衡。自鄧小平南巡以來,持續逾二十載的深化市場改革未見停步;然而,《十九大報告》強調「推進教育公平」,成為「社會主義」成分提升的突破口。

中國領導人端正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主次關係、本末關係,在《十九大報告》中得見。「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健全學生資助制度,使絕大多數城鄉新增勞動力接受高中階段教育、更多高等教育」。上述宣示,明顯是對過去多年間,內地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反思。今後,除量與質之外,中國的教育體系重新以公平性為綱領。

人均收入增長 不應低於經濟增長

其次,就是「提高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除提出發展各式產業的綱領外,習近平用獨立篇章,強調「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

包括香港在內,自1960年代以降,日本「雁行經濟」帶領的亞洲諸經濟體起飛,都以「入口替代」、「來料加工」為起點。此一模式,導致重投資輕消費,重企業盈利、輕勞務報酬的路徑依賴。數十年來,港人在本地及海外資產性收入暴增,分享到的家庭卻愈來愈少。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增長時快時慢;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改善,卻因為樓價、生活成本與日俱增,時而裹足不前、時而每況愈下。

大陸經濟發展三頭馬車之失衡,眼前尚未扭轉;人民幣滙率和對美、對歐出口的依賴,仍然制約着中國的內外發展;然而,過去數年間,內地中間收入階層持續擴大,確已成為內地消費市場原動力。這一切的前提,都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不應低於經濟增長、資產累積的政策思維變易所致。此一社會經濟發展思想的改變,早在10年前胡、溫就任之初便已提出,但真正落實並初嘗勝果,卻是過去三五年間的事。

習近平當然不可能遏制企業規模和盈利擴大,也不會放軟對國際市場的拓展;然而,這一切都成為工具與途徑,目標和衡量得失的標準,在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共同提高」;中共中央已放棄了任何事都強調「做大做強」,每每輕忽成本與分配的粗糙思維。民眾,尤其是基層收入、社福多寡,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由重量到重質轉折的取捨基準。

側重房屋社會功能 遏投資作用

國家總體經濟增長少一點、企業擴充慢一點,但國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更多更平均更可持續,成為習氏所追求「新常態」的內涵。以此為基礎,我們才能理解其房屋政策——「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在後進國家當中,中國城鄉的貧民窟問題,遠不及東南亞、拉美嚴重;而自置居所比率,即使與中等發達國家相比,也要健康得多。除了橫向,縱向比較,歷史上直接動搖國本的土地、房產兼併,在當代中國也不突出。即使如此,習近平仍然傾重於房屋的社會功能,進而抑制其投資平台、牟利工具的作用。

此一思維固然與前文所強調,對勞力回報及其有效運用的重視一脈相承。同樣重要者,是經過數十年開放改革,中國城鄉居民已不同程度累積資產;如何有效利用國內資金,作可持續投資而非投機,便成為習近平反炒樓的宏觀政策動機。

港投機心態 掏空實體經濟

作為鑑戒,發展水平最高的華人經濟體——新加坡與香港,近10年發展落差,關鍵在於前者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之同時,後者以房產為核心的資產價格上升,投機心態是香港實體經濟被掏空的重要社會文化因素。而新加坡的主權基金、煉油業、生物製藥業,以及軍工業,一直支撑着該國,乃至周邊地區長遠發展。中、星、港政府之間,在產業、房屋、經濟成果分配的不同取態,不只是具體政策差異,更反映了在上位者價值體系與管治理念根本不同,思想正政策才能正。

撰文: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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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延續了2016年中央經濟會議的精神;也是對於自1990年代以降,大陸土地開發思維的修正。(新華社資料圖片)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延續了2016年中央經濟會議的精神;也是對於自1990年代以降,大陸土地開發思維的修正。(新華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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