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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2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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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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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有新猷 業權不均仍須解

還有數天,財政司司長就要公布本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成為各界觀察特首林鄭月娥「理財新哲學」的第一個窗口。

重大理財思維調整,不管在何時何地,都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民生政策轉向;由於牽涉重大利益分配,以及社會總體發展,必然在啟動之前,就引發各種枱面上、枱面下的角力。

兩矛盾 資源集中財團老齡化

換言之,林鄭與司長的「理財新哲學」,得以突破的距離有多遠、涉及的領域有多廣、力度有多大、影響有多深;既是財經、金貿新時代形成與否的標誌,也讓各方得以一探眼前特區政治新版圖的究竟。說到底,以地產為主業的本土財團不轉型,香港經濟自必難以轉型;大大小小社會問題要找出路,就欠缺物質基礎。

愚以為,香港深層政經矛盾有二:其一、社會資源掌握在少數財團之中,而該類企業之本業,與新科技、新生產模式無涉;其營運模式,也以資本累積為主;在適應21世紀國際競爭方面,恐怕遠不如已崛起的內地創科民企,金融、通訊、能源國企。就此而言,本土財團為港人持續提供優質工作的潛力成疑。此一發展模式依舊,即便本地生產總值穩定增長,也更像是資產自下而上轉移,而非更好地拓展、發揮港人競爭力,讓經濟回報合理地分配到大多數市民手中。

若成功應對高齡 港成內地範例

上述問題屬於經濟範疇,另一深層矛盾,在社會層面、在人口構成。二戰前後,香港人口發展如坐過山車;由於本地出入境向來開放,二戰期間,香港人口大幅萎縮,戰後又經歷了1950、1970年代兩波難民潮。上述歷程讓香港的戰後嬰兒潮爆發得比任何經濟體都迅猛,如今,就帶來了嚴峻的老齡化挑戰。香港成為世上老齡化速度最高、長者佔人口比例最大,同時,老齡貧困問題也最嚴重的先進經濟體。

獨特的地緣環境和人口發展史,讓外地,包括日本應對高齡社會的經驗,較難在港應用;反之,一旦本港較好地應對相關問題,卻可能成為內地重要的參考--讓香港在經濟發展趨緩的境況下,仍然擔當着先進範例的角色。

內地戰後人口、人力發展史與香港不盡相同;卻因為毛澤東的「人多好辦事」、鄧小平的「一孩政策」,同樣經歷了人口增減過山車。如今,「全面二胎」全面不起來;可以預見,最多十餘年內,比起今天香港,老齡化對內地社會治理形成的壓力,還要更大。

假如,香港在此期間建立高齡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活模式;該模式及相關產業,就足以成為我們繼續在中國發展歷程當中,擔當要角的憑藉。

兩招抗老化 輸入移民提升體制

就此而言,應對老齡化系列問題,只要解難成功,就是香港重新定位、轉危為機的關鍵。要應對老齡化問題,從原理上論,不外乎兩招:其一、輸入新生家庭,延緩人口老化;其二、透過科技、制度、社會、文化革新,讓大多數民眾,尤其是長者,維持基本的生活質素與尊嚴。

關於第二招,由於養老、護老不是純粹的產業問題、經濟產能和利益分配問題,也涉及人權與倫理;因此,任何高齡社會的運作機理,都不能單由資本主義主導。隨着先進社會公民壽命的延長,如何透過公共資源、社會資源的善用、活用,從而保障更多民眾人生後半段的實際生活;很明顯,不可能純靠市場機制去應對。起碼從理論上講,率先步入高齡社會的先進經濟體,如歐盟、日本,顯現出從資本主義轉向「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簡稱SOME)的共性,有其內在動因。

香港脫離殖民管治不遠,政經體制仍保留其深刻痕迹;因此,在諸多富裕的市場經濟體中,本港的資本累積模式最原始,「弱肉強食」的分配機制最赤裸;因此,也就離SOME最遠,也尤其容易在老齡化過程中,激化社會矛盾、衝擊管治體系。一些中等發達程度的經濟體,如以南美為典型,即使早已建立了國會、政府的普選機制,由於發展及分配模式不公、不可持續,政治認受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一個健康社會必須兩條腿走路,政治體系、尤其是選制的改進是必要的;但重要的不只是權力來源與構成,無論民眾直接參與程度有多高,權力受到監督和善用,以突破經濟瓶頸、引領社會轉型,也決定着普羅大眾福祉,以及對公權力的信任與付託。如新加坡遠不及香港自由開放,但其政府憑藉高質決策、高效執行,持續輸入不同技術層級的勞動力、消費力;得以推動經濟轉型之餘,也對社會老化問題,早作籌謀。

有序引新家庭 關鍵房策革新

問題是,延緩人口老化的第一招--以移民「溝淡」之,在香港就成為至尖銳的政治問題。可堪玩味的是,如以三代為限,即便與獅城相比,香港都屬於移民人口比例奇高的城市經濟體。自1980年代始,在內地、海外求學、就業、生活、工作的港人社群,仍然支撑着這個城市的昨天、今天、明天。對筆者而言,自由進出、川流不息的人口,正是這個偉大城市精神所在,也維繫着我們的生命力。

有序輸入新生家庭,應當成為新一屆特區政府戰略目標;這涉及單程證制度的優化、新興產業園區的建設,以及各種相適應的社福、醫療、教育、稅務安排。最關鍵一點,還在於房屋制度的革新--土地革命,平均業權。

香港住宅數量,稍多於住戶數量--主要患業權之「不均」,居住空間之「寡」,尚待解決,卻實屬次要。林鄭月娥倡議的住屋階梯「公屋--綠置居--居屋--首置盤」固有原則問題,筆者未敢苟同;卻已見處理「閒置業權」意味,問題只在於優化與落實。

筆者相信,讓香港住宅市場朝向「平均業權」去發展,是輸入技術移民、平衡人口結構的經濟前提、民生前提,也是政治前提。新加坡組屋制度行之有效,在於絕大多數家庭,不論貧富,都有一至兩次購入新建住宅的機會,且不能長期持有自住以外的單位,只有約2成住宅為私樓,供外國人、富人及企業投資;被稱為永久居民的新移民,只能從國民手中以市價購入二手組屋,使到較具競爭力、消費力的年輕移民家庭,而非原有國民,承受了地價。反之,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樓市升幅,卻主要由原有國民,而非政府或新移民所享有。由此,組屋制度與移民政策相互支撑、形成良性循環,延緩勞動力老化,其基礎是新加坡政府的介入,不依賴市場解決住屋及資產分配。本質是不流血的「土地革命」,去市場化的「平均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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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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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若藉輸入新生家庭,延緩老齡化,在香港就成為至尖銳的政治問題。(資料圖片)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若藉輸入新生家庭,延緩老齡化,在香港就成為至尖銳的政治問題。(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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