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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非零和博弈 美勿視華為威脅

40年似乎已足以確定中國發展模式的基本邏輯。但在1978年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國際上有關中國發展模式還沒有形成「北京共識」。

40年來,中國致力於將其封閉的計劃經濟轉變為開放的市場經濟。工業取代農業成為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服務業也開始崛起;在技術方面,中國也從「山寨」轉變為創新者。中國還同時在應對多項嚴峻挑戰,如過度負債、產能過剩、嚴重污染和官員腐敗等。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家蔡昉認為,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歷史、人口和地理角度出發,兼顧技術和全球發展趨勢,才能理解這個過程。畢竟,所有這些因素都對中國的治理和制度有重要影響。

但老牌中國觀察家比爾•奧佛霍爾特(Bill Overholt,他是第一批預言中國崛起的外國專家之一)在其新著作《中國源於成功的危機》(China's Crisis of Success)中指出,中國的改革推動力是「恐懼和簡單性」。他認為,同樣的因素也驅動了東亞在1945年後的發展。

不干預 Vs 國家難與市場分開

其他觀察者,包括世界銀行、經合組織,以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等,則意見紛紜。外國觀察家尚不習慣評估一個歷史遺產、價值觀、意識形態、制度和治理傳統都與西方如此大相徑庭的經濟體。以管治為例。西方流行的經濟思想認為,國家應盡量不干預市場,但對中國領導來說,從概念到實踐,國家能否及應否與市場分開都是個問題。

幾千年來,國家控制一直是中國默認的治理戰略,強大的中央政府負責維穩、防止派系與地方勢力製造混亂。因此,當中國嘗試增加政府問責程度時,並沒有完全倚賴市場制度,更沒有採納民主選舉,而是通過改進監管來遏制權力濫用、以及允許更多的產品、資本、人力和信息流動。

華治理非無缺陷 軟件待改善

在這一家長式治理傳統的約束下,對中國增長至關重要的改革試驗和適應性改良措施往往都是在地方層面展開的,因為地方政府擁有可觀的,盡管並不是確定的,改革自主權。其中的邏輯很簡單,利用地方政府,以及市場對管理本地發展的優勢,來實現各地間的競爭及地方增長,但又不破壞整體社會凝聚力和國家統一。

但中國的治理遠非完美無缺。在市場競爭的質量方面還存在大量問題,包括國有企業主導某些行業、監管的有效性、以及與國際標準、實踐、及法律的差距等。而盡管中國政府十分擅長提供「硬」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鐵路和機場等,但在發展軟基礎設施方面,如與教育、醫療、能源、環境和金融有關的基礎設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中國一直面臨着如何平衡國家與市場角色的問題,這關係到政府問責、市場有效競爭、國家為達全球五分一人口的國民提供充足的公共品。而迅猛的技術進步、全球化及其各種副作用、以及地緣政治因素也讓挑戰變得更艱巨。

美自由市場 挑戰一樣大

但西方也沒有能夠有效證明其自由市場方針的有效性。進入20世紀後,政府的角色,如以公共部門佔GDP之比例,以及監管民間活動法規的深度和複雜度來衡量,幾乎在每個經濟體都在不斷擴張。特別是美國,它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基準。和中國一樣,它是一個大陸型巨大經濟體,也是全球諸多領域的領先標杆,包括科技、國防和研發等。

與中國中央集權的歷史遺產相反,美國的歷史經驗給其公民和領導人帶來的影響主要是自由主義使命,包括自由市場和地方自治。美國聯邦政府的規模和權力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緩慢擴大,當時為了應對大蕭條,美國實施了羅斯福新政,包括大量的聯邦計劃、公共工程項目,以及金融改革和監管。二戰結束後,聯邦政府再度擴張,這體現了美國的全球新霸主地位及其中產階級的崛起,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因於羅斯福新政對工會和居屋所有權的支持。聯邦政府在國防、外交政策、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

盡管聯邦政府在某些領域加強了監管,美國仍然高度依賴市場來發展經濟,導致了不平等加劇、公共基礎設施惡化、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不可持續。2008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衰退加劇了國際上對「華盛頓共識」的質疑。

中美應求同存異 致力世界和平

可以說,美國的一些最根本性的挑戰,如遏制不平等、穩定財政和金融、確保環境可持續等,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一模一樣的,而兩國在發展模式上都沒有明確的、被證明的「共識」可以充當指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合作提供全球公共品,特別是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應該是可能的。

關鍵在於雙方需要共同努力致力於一些雙方認可的共同目標,同時在某些意識形態原則上,同意保留雙方還存在的分歧。在這方面,美國需要認識到全球合作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的崛起不需要視為威脅。相反,中國與印度等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成長是能夠為全球再平衡作出貢獻的,並可以真正加強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穩定性。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撰文: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UNEP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香港大學教授
欄名: 中美博弈新時代
資料提供: Project Syndicat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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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控制一直是中國默認的治理戰略,強大的中央政府負責維穩、防止派系與地方勢力製造混亂,故中國嘗試增加政府問責程度時,並沒有完全倚賴市場制度。(中新社資料圖片)
國家控制一直是中國默認的治理戰略,強大的中央政府負責維穩、防止派系與地方勢力製造混亂,故中國嘗試增加政府問責程度時,並沒有完全倚賴市場制度。(中新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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