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矛盾政治紅利 泛民可享多久?

評論版 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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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再次印證了「中港矛盾」於香港政壇的威力。在「守住香港」的號召、以及佔領運動的餘威下,泛民主派的議席整體來說有所增長,「傘兵」亦成功「搶灘」。

恐共情緒 成就泛民10年大運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親建制派於區議會選舉中的所得票數及整體得票比例,其實相較於前屆區議會選舉亦有增無減。這對藉「中港矛盾」以求「政治紅利」的操作,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訊號。

香港的政治發展歷程,可說是以「中港矛盾」為主軸。由大陸變色、中共上台起的一連串政治運動,嚇怕了一整代由大陸南逃而來的香港人。其後的「六七暴動」,更加使「土共」、「左仔」等代表中共在港政治力量的符號成為人見人怕的文化標籤。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香港主權移交的前途問題、「八九學運」、以至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政改爭議,都把香港社會那「恐共疑共」的情緒推向高潮。這種「恐共」情緒,成為香港民主派自1991年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選至千禧年初這10多年的重要政治資產。

當然,更管用的「政治資產」,都有變質的一天。「恐共疑共」的情緒成就了民主派10多年的大運,也埋下民主派近年轉型之痛的伏筆。

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及隨之而來的區議會選舉,是民主派近年最風光的一刻,但也預示了隨之而來的衝擊。中央政府及後的「大反擊」,該是民主派的意料中事;但更要命的挑戰,是來自民間社會及民主派內部的改革呼聲。

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獨立媒體、學民思潮、以及其他「基進」(radical)或社運組織近10多年來活躍於民間社會,可謂曲綫反映了民主黨派無法適應公民社會自「後七一」時代以來的迅速發展。由03年的利東街社會重建抗爭、06年07年的「天星及皇后碼頭」的保育爭議、09年的反高鐵抗爭、12年的反國民教育抗爭,以至是去的佔領運動及今年的政改爭議,民主黨派在社會大型運動中一次又一次地失去領導地位。

政局與時並進 泛民原地踏步

再者,民主派在「享用」這10多年「恐共疑共」的民間情緒時,亦未能疏理出香港面對中國的方略。除了要求普選、民主「企硬」、以至是維續自由經濟、司法獨立等意識形態的口號外,別無他法。結果,當中國政府及社會形勢急劇變化,中央政府自03年「七一大遊行」以來的對港政策不斷調整之際,民主派亦漸漸處於被動位置。

最明顯的例子,是應否及如何跟中央政府溝通。除了爭取普選、反映民意外,民主派在中港互動及中港矛盾上的立場,暫未有明確底綫——如何看待中港經濟及社會交往日益?應否參與國家的5年規劃?如何分析香港跟珠三角地區日趨緊密的連繫?跨境人口流動應如何應對?

於是,當中央突然擺出友善的態度時,民主派便會就應否及如何溝通亂成一團。在中央近年推動包括香港在內的區域合作框架時,民主派除了附和香港民間對「被規劃」的擔憂外,亦無甚動作。在面對跨境基建的爭議時,民主黨派除了附和本地的環保及保育議題外,亦難再有其他論述。

「排中」太盡 本土意識受反制

上述對民主派的評論,或許過於嚴苛。畢竟,香港政黨的發展桎梏,是人所皆知的事實。即使是資源豐厚的建制黨派,也遠遠談不上「執政」二字。民主黨派於地區選舉及議會權力的操作,亦確是受制於不少制度局限(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組成、《基本法》對立法會議員提出法案所置的「關卡」、以至是建制黨派的資源優勢等)。然而,自「八九學運」以來10多年、因「恐共疑共」情緒而來的「政治紅利」,卻是實實在在地給多了民主黨派10多年、大致順風順水的政治生命。民主黨派有否好好把握這10多年的政治順境,成為一股有力有勢的「在野」力量,歷史自有評價。

回看今天,「恐共疑共」的情緒混雜了香港主體意識,強調「守住香港」的政治態度,以及把中國——無論是官方和民眾——當成「他者」,以凸顯香港的主體性。不過與此同時,這種「中港矛盾」帶來的「政治紅利」,亦於社會受到反制——有怕香港出亂子的保守價值,也有不認同港獨、接受中國人身份、質疑「本土意識」是否「去得太盡」的民眾。

佔領運動後的社會撕裂,以及在是次區議會選舉中親建制派的得票增幅不亞於民主派,都在提醒我們要深思「中港矛盾」的「政治紅利」,還可享用多久。

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印證了中港矛盾於政壇的威力,泛民議席整體有所增長,傘兵成功搶灘。(資料圖片)

撰文 : 陳智傑 新力量網絡副主席、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機構 : 新力量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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