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醫學倫理 器官移植需防綫

評論版 2017/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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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單肝臟移植手術引起了大眾的注意,令人需要反思當中社會倫理議題。

社會的關注大概始於病人鄧桂思女士的女兒希望捐贈部分肝臟給媽媽,但由於她還差約3個月才到18歲的法定成年年紀,故法例上不能捐肝。那時政府與立法會各黨派罕有地一致同意緊急臨時修例,免除了這重法例關卡,不過後來因為另有成年人鄭凱甄女士願意捐贈肝臟,故此立法會亦擱下了修例事宜。在筆者執筆之際,鄧女士已經歷了兩次換肝手術,聞說情況進展已趨好轉。筆者先在此祝願鄧女士早日康復。

設日落條款 解捐贈年齡爭議

事件引起大眾關注,因為當中涉及了不少醫學倫理與法律的問題,觸及了一般人不同的道德直覺。一般人見到小女孩似乎心志堅定,只是差一點年紀而被法例卡住時,當然都會動了惻隱同情之心。正如孟子所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是人類其中一個很基本的道德直覺。對她的同情,更難得地令到我們在那麼撕裂的政治環境下,竟然由政府到立法會各黨派都能迅速一致地同意臨時修改法例。

由於救人要爭分奪秒,要做到移除法例關卡,既要高官和立法會主席願意配合調動議程,又要議員有共識讓法例一日之內三讀通過,老實說,不只是這幾年來的撕裂鬥爭環境所少見,甚至可能會破了香港政壇的紀錄(至少筆者想不到香港政治歷史裏有沒有類近的先例。但就算有,也肯定是十分罕有的)。

修例弊多於利 兒童恐難說不

當然,事情的發展,最終不用真的修例,而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也知道如此倉卒修例,是有爭議的,因此也設了日落條款,變相等於只為此特定的人和事度身訂造一條臨時法例。固然有人會覺得這樣有點兒戲,但從同理心出發,這權宜之舉亦不違常理(要知道,儒家也會說「禮有經亦有權」)。如果香港的政策和法律都制定得那麼人性化和富有同情心,很可能便能消除社會大部分的爭執,至少能讓我們回歸更合情合理的討論。

無奈地,醫學倫理往往都需要把兩種基本價值置於天秤之上去衡量和取捨。一方面,我們固然同情病人遭遇的困難,有時甚至感同身受;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不得不考慮社會的整體制度,不能只從個人着手。港大外科學系肝臟移植科主任盧寵茂醫生便對於修例將器官捐贈的合法年齡下調有保留,而他提出的理由亦很值得大家反思。特別是他指出活體肝臟捐贈有一定風險,所以法例才會如此明確要求捐贈者必須是成年人,能自主作決定。

我們亦應尊重捐贈者可以最後一刻不捐出的權利。如果容許未成年人士捐贈,便會很難衡量捐贈者是否真的在完全獨立不受他人影響和絕對明白損傷風險下自願捐出。盡管他說他的理由不是針對現在的個別例子而說,但他也擔心這樣的修例會令得女兒最終沒有說不的權利。總的來說,他認為現時法例定的18歲界綫是為了保護兒童或青少年而設的,修改了這條防綫,後續效應只會弊多於利,極端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有未成年人士被迫捐贈器官的情況出現。

必須說,盧醫生的理由,亦是合理的,至少很值得大家反思。這些理據,在倫理學上亦有點接近安樂死的道德爭議。當然,捐贈器官和安樂死的內容完全不同,但安樂死的爭議,亦有類近的角力,即一邊廂我們會對某些病人的情況寄予同情,希望能減少他們的痛苦,所以如果安樂死是唯一減少他們痛苦的方法,似乎亦應容許;另一邊廂,卻有人會擔心若把安樂死合法化和制度化,卻隨時出現滑坡,令得有人「被自願」安樂死。

安樂死爭議 亦涉個體Vs制度

這樣的個體Vs制度,又或者是對人的同情心與整體社會制度考慮的爭議,正是不少醫學倫理議題(不論是器官捐贈還是安樂死)的爭議重點。盡管此文無法對這種爭議提出任何簡單的解決方案,但至少希望讀者能從中明白一些醫學倫理的爭議。事實上,如果考慮點只是這次個別的換肝案例而非通盤的制度考慮,近日各方的處理方法或許已經是在各種實際可行的方案中比較合理的做法,值得大家讚賞和深思。

兩度接受肝移植手術的鄧桂思(左),其女兒(右)曾表示願意捐贈部分肝臟給媽媽,但因差約3個月才達18歲的法定成年年紀而遭拒,事件引起社會關注。(資料圖片)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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