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不應放縱 百家爭鳴辯更明

評論版 201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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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社會又再出現激烈的對抗情況。有些事情,只願當事人安息,其餘的話不應多講。不過另外社會有關言論自由的爭議,卻值得我們斟酌當中細節。有論者強調自由有底綫,但怎樣才算是自由,甚麼是底綫,就需要好好考究。

真正自由 外界存兩大誤解

我們不妨先由兩種常見對自由的誤解談起。第一種是有些人似乎一遇到別人反對自己的講法,便聲稱那是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第二種則是當他們見到有一些錯誤的言論時,便認為應該禁止,並且聲言那是自由的底綫。

第一種講法明顯是不合理的。自由不可能指無論一個人說甚麼,別人都要以為那是正確的觀點;那是獨裁者箝制人民思想時才會有的事。真正的自由,正是你可以論述你的觀點,別人也可以贊同或反對你的言論。大家可以透過各種渠道溝通和辯論,卻不能強求見解一致,更不能不容許別人反對自己。

第二種誤解則需要花多些時間討論。我們應該容許別人有論述錯誤思想的自由嗎?近日有人提到,歐洲也有些國家不容許別人有贊同納粹和希特拉的自由。這個例子,讓我想起了早陣子香港曾經上畫的《時代證偽者》(Denial)這齣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

不實言論受干預 反被冠光環

故事背景是在沒有法例禁止贊同納粹和希特拉的英美兩國,電影內容講述美國歷史學家戴伯爾‧莉絲黛(Deborah Lipstadt)在她的著作裏指摘「希特拉歷史學家」大衞‧艾榮(David Irving)捏造歷史,是否認大屠殺的說謊者。艾榮入稟英國法院控告莉絲黛誹謗,結果反被法院認定莉絲黛只是陳述事實(亦即艾榮真的是捏造歷史的說謊者)。

電影沒有提及的後續情況是,盡管艾榮在英美等地被視為不學無術的騙子,但他亦有到歐洲其他國家宣傳支持希特拉,結果他在奧地利被捕並且監禁了一段時間。然而,他這段被以言入罪的經歷,卻反而令得他好像變成了言論自由鬥士,為着宣傳自己思想而被捕入獄。

為甚麼艾榮給人的觀感會有這樣的落差?同一個人,在沒有禁止支持納粹言論的地方被視為不無學術的說謊者,但亦因為別國的禁止納粹法例而成了言論自由鬥士。

基本上,我們可用政治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把自由分為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積極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來解釋。消極自由是指不受外來特別是公權力的干預,和自己主動想做甚麼的積極自由相對。

艾榮在英國等地不受政府干預,自己言論自己負責,明明在捏造事實還要控告別人誹謗,結果當然是一敗塗地。

相反,當不實言論受到政府干預甚至禁止,卻反而令他多了一層光環。艾榮這個例子清楚顯示了,當每人都有言論自由時,真理才能愈辯愈明。

正如另一有名哲學家穆勒(J.S. Mill)在他的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第二章所言,如果有人說的話是對的,公權力當然不應禁止。但即使是半錯甚至全錯,公權力亦不應禁止。因為半錯的話,背後亦可能有值得我們思考和反省的內容,而就算是完全錯誤的言論,如果禁止了,亦會令得大家沒有了對照而不知何為對的言論,這樣對的言論只會變了僵化的教條,令人不明所以。

這種思想,其實不獨西方才有。就算不是直接談論自由,中國也有不少思想在談論以公權力禁止言論自由的禍害。例如孔子便曾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就算是毛澤東亦曾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有些同志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遏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各方意見溝通討論 才能服眾

當然,這並不代表大家不用明辨是非對錯。真正適合的做法是,讓社會各人把道理講清楚,但不應動輒以權力威脅別人的職位、學位、甚至人身安全。有論者引用了蔡元培的《自由與放縱》一文,指出我們不應該放縱自己胡亂行事。蔡元培寫成文章時還未有消極積極自由的分類,但以我們現代人看來,意思不應該是我們沒有放縱的自由,而是我們有自由但不應放縱,因為我們要懂得明辨是非對錯。而用公權力來禁止,更是萬萬不可,正如他說的「若受外界之壓制而不及其度,則盡力以為之,雖流血亦所不顧,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是也」。

總結來說,現時社會的爭議根本不應以公權力禁止別人不去討論甚麼來解決,反而應該讓大家百家爭鳴,才能更見到某些論述如何不濟,又或者為何有些說話我們不應該說出口。這樣才能更服人之心。討論對錯而非收緊言論自由,才是我們應走的出路。

社會撕裂,對立之聲不絕,有關言論自由爭議隨之出現。有論者認為自由有底綫,但怎樣才算自由,甚麼是底綫,值得深思。(資料圖片)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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