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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講師職系常規化 創四贏局面

評論版 201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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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月施政報告出爐後,各方人士討論最多的是交通津貼和房屋政策。高等教育方面,施政報告提到的政策大多已在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後陸續披露,大約已在預期之內。

不論是向研究基金注資30億元,為修讀教資會資助的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本地學生提供助學金,還是建議設立120億元的宿舍發展基金,都是不錯的政策。

至於更多的高等教育發展方向,施政報告只提及找來了徐立之和張炳良兩位大學前校長做不同的專責小組主席,分別負責檢討不同範疇。也就是說,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還有很多可能性和改變的空間。

兼職講師 隨時面臨失業

對高教界的發展,筆者見到一直有不少同行為着全職和兼職講師(Lecturer)的待遇疾呼,似乎也是一個值得更多探討的題目。不過這裏先要為討論內容「正名」。對一般不在大學工作的公眾來說,可能會以為講師當然就是指大學的正規教職員,甚至以為就是等於「教授」。當然也難怪公眾有此誤解,因為香港的專上教育制度不斷演變,在九十年代或以前的大學,「講師」、「高級講師」等確實曾是大學主要教學人員的職稱。然而,這些正規的主要教學人員職稱後來改變了,例如以前的講師變成了現在的助理教授,高級講師變了現在的副教授等等(其實也不是如此一一對應,但篇幅所限,細節從略)。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講師,以往多數叫作「導師」(Instructor;另外亦有叫作Teaching Fellow),是只負責教學不用做研究的職位,最初並非常設的位置,亦因此有些仍在沿用舊有規定的大學,甚至不把這些講師視為大學教職員(因為那時的學校沒有這些職位,或者舊時的教職員規則沒有涵蓋這些位置)。這些非常規職位(特別是兼職講師)本身有一定存在的必要,例如可能會有教授在某個學年要專注研究,又或者有教授要放年假、產假等,學系便需要找人代課,而專上教育的課程很難在學期中途轉人,所以便要聘請兼職講師教一個學期甚至整個學年。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情願只做兼職或短期合約,例如在商界或傳媒有全職工作,甚至可能是退休高官、前立法會主席,特首參(落)選人等等。他們未必是為了少許的講師酬金而在大學兼職,更多是想回饋社會,或者想把自己的職場經驗與學生分享。

然而,現時大家所關注的,卻不是以上的情況,而是至少有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由於現在愈來愈多新晉博士畢業而沒有足夠的教授位置,結果不少青年學者都成了講師。如果找到全職講師位置,還算是幸運的一群,因為至少會有一或兩年的合約。有些青年學者,卻只能找到兼職講師的位置,甚至是在數間不同的學校兼職。

新晉博士多 惟教授職位不足

對這些青年學者而言,長期處於隨時可能面臨失業的狀態,實在不利建立他們的學術成績。想要脫離這個狀態,就要有更好的研究成就。但講師位置教學工作繁重,很難做到好的研究,結果成了惡性循環。

當然,或許有人會說,上述只是市場供求問題,很難用政策去解決。這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就資料而言,2016至2017年度八大有超過一千名全職講師(兼職的更不計其數),大約佔整體教學人員18%。有這樣多講師,除了是因為太多博士外,亦是因為大學主動把愈來愈繁重的教學工作交由講師負責,慢慢地把非常規的職位常設了。

本來這也必未不好,但既然已經是長期需要這些職位,便應該把這些職位常規化。可惜的是,除了個別院校外,大環境仍是把這些全職講師當成是臨時工,合約往往只得一或兩年,沒有變成長工的前景和晉升的階梯(例如講師和高級講師是兩個獨立的位置,沒有任何晉升關係)。

學者安心 學生學校社會皆裨益

其實,大學把全職講師常規化,或許會稍為增加學校的開支,但對學生、學者、學校、甚至社會,都有長遠的好處。學生和學校都需要有些學者專注於教學,有些學者亦喜歡教學多於研究。如果學校有一條純教學職系(Teaching-Track)的架構,可以先以合約形式聘請,一段時間後再經考核變成長約,亦有晉升階梯,便能把講師職系常規化。這樣做不止是令正在當講師的學者安心,也是吸引教學人才的方式,這樣對所有人都是有益的。

當然,要求施政報告談論如此技術和專門的問題會有點不切實際。然而,當有些人常說要多留意民生,而民生往往就是涉及那麼多技術細節。既然施政報告指出要成立專案小組跟進高教界發展,這個涉及不少人的教學理想以至於現實生計的問題,社會又豈能漠視不理呢?

大學把全職講師常規化,或許會稍為增加學校的開支,但對學生、學者、學校、甚至社會,都有長遠的好處。(資料圖片)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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