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抗戰史實 港人鑑古知來

評論版 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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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民建聯議員向官員提問,會否在港設立抗戰紀念館,並將之納入中史科當中。其後,有民主黨議員以毛澤東「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的「史實」為由,指摘中共無意抗日。

該位民主黨人的言行固然讓人扼腕;然則,席上建制議員、官員,無一指出其認知與觀念偏差,亦讓人倍感遺憾。

無論是否以愛國者自矜,假如選擇支持執政者,便理應對其過去與現在有深切理解;否則,便如封建時代的臣民無異。在現代社會,國家意識和自主意識有機結合、互為表裏;無論是官員還是議員,作為建制中人,對中共歷史上的是與非,悉數了然於心,自是應有之義。

筆者至為敬佩民主黨元老已故司徒華先生,如今仍視「民主回歸論」為重要歷史論述;在華叔人生盡頭成書的回憶錄《大江東去》,有提及其民族、人權意識的源頭——1940年代日寇陷香港,華叔舉家返粵避難;在村中樹上,見侵略者吊起一具同胞屍首,便燃起司徒華自強之心。其後數十載,華叔亦以其生命,實踐報國、報港、報民之路。

自晚清以降,神州大地天災人禍橫流;有不少是外力所致,卻有更多是內部矛盾爆發。假如,我們站在國府、國軍立場,抗戰歷經八年而慘勝;站在百姓,尤其是東三省民眾立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始,東北軍民就展開其長達十四年的反抗。八年也好,十四年也罷,無疑,日寇凌華既屬史上最大人道災難;與此同時,也是我們從民到國全面醒覺的轉捩點。

「毛氏七二一方針」 未見實據

畢竟,無論在東亞還是歐洲戰場,並不是每一個民族,都像中國人般以血肉之軀抵擋現代戰爭機器,直到歷史的天盡頭。由於中國人選擇抵抗而付出重大代價;由於該段歷史,對於塑造中國現代人格、國格的重要,任何人在討論其教育、文化及社會價值時,自當尤為慎重。

杜撰、誇大英雄事迹以為政治資產,是對歷史的輕蔑;隨意否認一黨、一軍之貢獻,更是對歷史的侮辱。筆者不才,也在陸、港、英、日本探研抗戰史、查閱各國檔案至今逾十載、粗成論文數篇;卻從未見過足證所謂「毛氏七二一方針」存在的文檔。不只中國,歐西學界也普遍不將該說引為信史,而視之為黨派之間,查無實據的攻訐。

須知道,早自抗戰始,國民黨即有所謂「毛氏七二一方針」說;及至1965年,退守臺島的蔣介石又重提此事,並謂「日軍全面入侵之際,乃即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可堪玩味者,即便在抗戰期間掌握國家及宣傳機器的蔣氏,也提供不了任何「毛氏七二一」痕迹;所謂「公然揚言」亦不知何所據。

及至近年,網上更繪聲繪影,稱《毛澤東選集》輯有〈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見「七二一方針」;然則,別說該方針影都不見,該部選集大半個世紀以來各個版本雖有增刪,卻從來未有收錄〈洛川講話〉。甚或該文稿是否曾存在過,刻下都成疑問。

勿陷蔣毛對立 攻訐當史實

議員固非史學家,但任何成人都可以判斷,正如官修史書對封建帝王、執政力量的歌功頌德不盡可信;曾和毛澤東作殊死搏鬥的蔣介石、張國燾,對中共作出查無實據的攻訐,竟又可採納為「史實」?

所謂「七二一方針」乃毛氏所想、所言、所行的可信度有限,還在於該構想用作煽動反共的宣傳有餘,果真用來指揮作戰、發展政務,卻着實水平不高。抗戰之際,中、日國力有如雲泥;所謂「生存」、「發展」、「抵抗」根本三位一體、豈容分割?國民政府與日寇正面作戰,也是避重就輕、以拖待變。

「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也率先由蔣介石而非毛澤東公開提出。1931年「九一八事變」退守關外,到「淞滬抗戰」有限度抵抗,再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直到1941年國民政府才隨英美盟軍對日宣戰。歷史進程就說明是整個國家與民族選擇了先圖存、再光復。可悲地,這也是我們國弱民貧之際,沒有選擇的選擇;禦敵於國門之外、硬打硬拼根本無異於集體自殺。

事實上,日軍西走南下,國軍也是難攖其鋒;國都從江南遷華中、再從華中遷西南。國府、國軍轉移內陸,是當時中國唯一可取的戰略思路;卻因此,到日軍投降時,便出現誰人受降問題。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東江縱隊,分別在華北、華東、華南前綫;而游擊區本身就是淪陷區,造成停火之際,中共軍隊比國軍接近受降日軍的現實。誰受降不只涉及歷史正義,也決定了其後內戰結果。美軍以運輸機、軍艦裝載大批國軍搶先受降,成為光復後國府、國軍頭等大事。

港共抗日戰場 拯救大量盟軍

香港是華南抗日游擊戰場之一部,中共在此抗擊日軍、拯救盟國軍民的事迹,亦不必由北京官修史書所證。與中共民族意識、階級立場、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日、英、美—諸外國檔案館當中,就有海量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事迹;單是存於倫敦西郊裘園(Kew Gardens)附近的英國國家當案館(National Archives),筆者所見相關材料就達千計之多。

這些述及抗戰、太平洋戰爭的一手文檔、照片與錄音,就是研究中共黨史、香港本土史的尚佳材料。事實上,單是英國陸軍、美國飛虎隊為港九大隊所救、而著有極詳盡英文回憶錄、日記者,就有數人。近年科大研究成果《克爾日記》就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這段營救史不只發生在中共與英美之間,也深刻地影響着戰後本土史。被港九大隊拯救的英軍當中,就有賴廉士(Lindsay Ride)上校—戰後港大任期最長、貢獻殊大的首任校長。

中國現代史和香港本土史 難分割

直接指揮營救盟國軍民的港九大隊成員,有皇仁書院、庇理羅士兩名高才生黃作梅及林展。由於黃挽救大量英人性命,英皇於戰後授予勳銜;也成為第一個受勳的中共黨員。筆者與原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的師長、同門,每年都為歷史博物館義務提供公眾講座系列;數周之後,筆者就為市民介紹黃、林事迹。

從黃作梅到司徒華,筆者永遠對這群為國為港為民的學長懷有至高敬意。包括中共抗戰史在內的中國現代史,和香港本土史無法分割。對那場戰爭的紀念,並不是出於對國與共的歌頌或批評;而是認識我們從哪裏來,才能把握往何處去;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愚以為,港人又豈須蠢到陷入蔣、毛的二元對立之中;在三年零八個月當中,香港出了林展和黃作梅,為解救各國軍民,而不只是中國同胞而甘冒彈石;就很值得我們銘記下去、傳揚開去。不設紀念館、不認識此等豪雄,不是先烈的損失,是我們的損失。

日本侵華既屬史上最大人道災難,也是我們從民到國全面醒覺的轉捩點。圖為抗日戰爭圖片展。(新華社資料圖片)

撰文 :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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