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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副學士轉型 勿一刀切取消

評論版 201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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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報道指近8成自資院校收生遜預期,教育局亦要出來解釋說此現象與政府早前的3萬元學費資助無關。自資課程現時的情況與未來的出路,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香港自從在70年代推行了9年免費強制教育(現已擴至12年)後,基礎教育已算做得頗成功,至少沒有人因為家庭貧窮而要在成人之前輟學。然而,專上教育這一邊卻沒有那麼理想。

人類發展指數 港被教育拖低

90年代以前,香港只有兩間大學,當時只有1至2%適齡中學生能入大學。90年代資助大學的學額擴充,大學亦由兩間多了一間(科技大學),再加入其他專上學院升格為大學,變成「八大」。可是,八大也只是把進入大學的比例提升到約15至18%,遠低於周邊地區和其他已發展國家,如台灣和南韓的比率約有9成和7成,歐美國家亦超過50%。

在這樣的前提下,董建華時代(約2000年左右)提出了要加設副學士,到曾蔭權時代(大約2010年左右)再進一步容許更多自資學士課程,方向上實在是無可厚非。而這幾年下來,即使加上自資學士,其實百分比也只是提升至兩成多;只有加上副學士,才達到了董建華提倡要有6成以上學生有專上教育的目標。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我們的社會是否真的需要有那麼多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然而,接受教育年期多少的人口比例,對一個地區的競爭和發展十分重要,因為教育機會可說是人類發展各種能力的重要經驗條件。根據能力進路(Capability Approach),人類發展的量度單位既不應該只看物質富庶與否,亦不只是個人主觀感覺幸福快樂與否,而是有沒有能力去自由實踐各樣功能。

循此思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從1990年開始,便用人類發展指數作為衡量各地區發展程度的標準;而指數則是根據當地人均國民總收入、預期壽命和受教育年限計算出來的。香港現時的排名是全球第12名。和周邊地區比較,在亞洲排第2,只比新加坡的第5名低。

仔細看當中的數據,其實香港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和預期壽命都很高(後者已是全球第一),就是教育年期一環拉低了分數。由於香港早已實施全面免費強制基礎教育,能改善的,似乎就是專上教育一環。所以,香港人投入資源發展專上教育,是題中應有之義。至於近幾年常常聽到自資院校收生不足,應該與增加專上教育學生人數的大方向無關,反而是人口結構的問題。主要原因是近年來的出生率不斷下降,DSE的考生人數由2012和2013年每年的7萬多人,下降至近年的5萬多人,甚至會在未來幾年進一步跌至4萬多人。

減過量行政工作 保教研質素

然而,政府資助的學額卻維持在萬五左右。由於合資格的學生都傾向優先選擇資助學位,於是自資課程便有機會出現學額多於學生的現象。例如2017年有5萬多考生,近2萬多人考獲入讀學位課程最低門檻,扣除資助學額,於是便等於大約只有六、七千人可以入讀自資學位課程,少於現有的學額總數。以上的數字,還未計及副學士那邊的情況。

然而,香港應有多少專上學額,卻很難和一時的學生人數掛鈎。這幾年「粥多僧少」,但2012年左右的時候卻是僧多粥少,教育政策很難隨人口增減而相應變動。至於個別院校能否在這些浪潮中生存,亦只能讓社會自行調節,政府不應有大規模的介入。

不過,有幾個教育政策方向的設定,倒是要有周詳的考慮。最重要的,莫過於副學士在社會的定位。盡管這幾年情況略有改善,但能銜接上去學士的副學士畢業生畢竟還是只佔少數。而社會上對應副學士的工作卻不多,變相令得副學士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

然而,我們也不能一刀切取消副學士,不然相關的畢業生、學生和老師都會面臨嚴重的存在危機。如何把副學士轉型,應是我們社會要好好討論的題目。

至於學士課程(不論是自資還是資助)這一邊,就算收生不成問題,卻也有不少沉疴有待改善。特別是大量的行政工作,已影響了不少教職員的教研質素。事實上,教學和研究量的比重,亦是專上教育的重要一環。若果院校過於看重研究和世界排名,會影響教學;但過多的教學量,亦會影響研究質量和數量,不利學者教研相長,把最頂尖的新知識傳授給學生。

以上這些,都是現時專上教育要面對的問題,不過讓多些學生有機會得到專上教育訓練,則是值得肯定之餘亦不用大改的政策方向。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新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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