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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戰要以戰迫和 華莫擴大戰綫

評論版 201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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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第一季以來,美、中貿易戰的陰霾,一直籠罩着環球經濟,而香港正是首當其衝之一。

過去數月以來,本欄的判斷有二。首先,正如特朗普處理朝鮮核問題的風格,關於扭轉對華貿易失衡的種種「妄語」,既不是訛詐,更不是開玩笑。面對中期選舉,特朗普及其團隊對於履行競選承諾的執着,勢必主宰未來數年美國政局,亦將干擾世界政經秩序。

美打擊中俄 雙綫戰略透支大

連美國、歐洲、日本央行行長都保持警覺,北京自當慎之又慎。

其次,自老布殊以降,白宮大位幾度在共和、民主兩黨手中交替。始終不變者,卻是緊隨中國實力膨脹,影響力從陸上鄰國延展至南海、南亞、中東、非洲;美國的「印太戰略」,長期以遏制中國為務。

唯一未知數,只有美國的外交、軍事力量,何時才能從「烏克蘭—黑海—敘利亞—波斯灣」抽身東調而已。

由於普京、阿薩德在反「達伊沙」﹙DAESH,又稱「伊斯蘭國」ISIL﹚戰事中的表現比預期好,特朗普又遠比其前任更在意沙特與猶太人,美國須繼續留駐中東,才不得不在傳統軍事、外交戰綫以外,另謀打擊北京的對策。問題只是,特朗普這種軍事、外交制俄,經貿、投資制華的「雙綫打擊」戰略,是否透支了美國國力?並動搖了與盟友之間的長期信任與合作默契?

讓步以求諒解 徒「人為刀俎」

既然華府不可能坐視中國的崛起,並形成新的國際格局、重定利益分配機制;那麼,北京自然要沉着應戰。以戰求和,恐怕成為中國繼續生存、謀求發展的唯一出路。意圖透過原則性讓步,從而獲取美方信任與諒解,無疑屬於「人為刀俎」的幻想。

從老布殊發動對華制裁、對台善武,克林頓炸掉中國駐貝爾格來德大使館,小布殊時期的南海軍機相撞事件;冷戰結束四分一世紀以來,美國制華只有手段鬆緊之別,而無戰和之分。

回首維多利亞時代前後,英、美先後在大西洋、太平洋擊敗了西班牙等傳統歐陸強國——以海制陸、稱雄世界已達數世紀;所有緊隨其後的新興國家,都是「相如無罪,懷璧其罪」。

除二戰後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外,戰前、戰後英、美,及英聯邦主要國家的盟友關係,都在不斷對抗新老陸權中持續增強。近日澳洲政圈針對北京、華人的強烈反應,其實有着深層歷史文化基因;中、澳貿易額再大,也難以改變美、英、澳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大三角關係。

歐盟反擊措施 最具風向標作用

從拿破崙到第三帝國再到蘇聯,每一個歐洲陸權的興衰各有前因與結果,但本質上都是動了英、美的奶酪;所謂衝擊既有國際秩序,其實是衝擊了英、美的絕對領導權、絕對利益。冷戰結束前後,以英、法、意衰頹,蘇俄已成強弩之末為背景,經濟規模緊隨美國之後的德與日,也難逃「被整肅」的命運。戰前戰後的德國,都與英、美共享血緣、文化緣、宗教緣;日本是美軍的受保護國,而蘇聯人的主體好歹是白人﹙高加索人種﹚。

而今天的紅色中國,就文化、宗教、血緣、意識形態而言,比之前任何一名對手,都距離美國更遠。與此同時,作為完整而獨立的經濟體,中國在全球農林業、製造業、金融、科研、航空產業的規模與自主性,也超越此前百年間美國任何一位對手。按照英、美維護霸權的慣性,實在找不到「善待」中國人的理由。

與世界首強作「戰略碰撞」,既然無可避免,那麼,如何在早作「戰術推演」,便成為必要準備。眼前,中國繼續定點打擊特朗普、共和黨的傳統票倉——阻撓鮮橙、大豆、穀物進口,當有長期執行的打算。與此同時,也要追蹤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甚或日本、印度的相關作為。當中,歐盟的反擊措施最具風向標作用,也最有參考價值。

以戰止戰 自保為首反擊僅手段

當然,考慮到美、歐畢竟是盟友,彼此依存程度遠非中、美關係可比;眼前也難以排除歐、美交戰火力,遠沒中、美之間激烈的可能。無論如何,中國與歐盟可堪比擬者,是雙方對美貨物貿易屬順差,但服務貿易則為逆差。北京應當盡速估量制約美國企業服務輸出,可能帶來的經濟得失;美國專業服務及文創產品提供者,如銀行、會計、影音,是民主黨傳統支持者,但亦有被定點打擊的可能。

說到底,中國底綫再清晰、態度再強硬,就攻防態勢而言,始終是居於下風的守方。憑藉其更大的經濟體量和金融優勢,特朗普首要戰略目標是破壞競爭者手的生產力、發展潛力。反之,歐盟也好,中國也罷,作戰原則在於「以戰止戰」;保存自己才是目的、反擊美國僅屬手段。換言之,北京的勝利,在於不開不必要的戰綫;中國的抗打擊力,而非打擊對方之力,決定了最終勝負。

中國要抗打擊,首要穩定銀行及貨幣體系;城鎮就業情況與企業債務水平,比起一時間經濟增長快慢、外貿規模大小更重要。即便美國掀起的環球貿易戰,終將衝擊包括中國在內大小經濟體的短期景氣,北京都應該貫徹去槓桿、去庫存、去產能的政策方向。

穩金融體系 開拓民企海外投資

事實上,早在胡、溫時期,中國在已顯豐厚的外滙儲備支持下,逐步減少對美貿易依賴;進而在南美、東盟、南亞、非洲,開拓更寬廣的進出口市場。除個別尖端技術與服務外,特朗普祭出巨額關稅,雖則會影響中國企業的營收與市佔率;然而,大多數中資企業,卻未見因此受到結構性打擊。中興戰況雖慘,卻未必有足夠的代表性。

因此,筆者認為將對美抗爭局限於貿易戰,避免擴大到金融戰、貨幣戰,才符合國情。像人民幣貶值等措施,仍屬弊多於利。特朗普加關稅,一來可能反噬其身、推高了美國普羅大眾生活成本、減損美資公司盈利。二來中國企業仍有迴旋餘地,將相關產品轉售其他市場。長遠而言,還會促進民企進行更多、更好的海外投資與貿易,以抵銷特朗普針對中國製產品的加稅作用。

戰略上走自己的路,戰術上以抗打擊為務,應當是中國眼前的作戰原則。

貿易戰陰霾籠罩全球,中國繼續定點打擊特朗普、共和黨的傳統票倉——阻撓穀物、大豆等進口。(法新社資料圖片)

撰文 :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欄名 : 中美博弈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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