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主義襲港 中港出路何在?

評論版 2018/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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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本地大學開學禮上,再有學生代表主張分離主義。隨後,校長表示不主張、不接受「港獨」;特首指相關立場不符《基本法》及國家主席指示。政務司司長指不可行,教育局長則認為在不當場合表達政治立場。

一場關於統獨的小風波,再次迴盪在香港的學界與政壇。愚以為,無論在何時、不管在何地,身份認同、效忠對象,從來複雜而敏感;在民情高度波動的網絡時代,更會隨着時間推演而急遽變化。

學生「主獨」是病徵 非病因

在統獨論述與運動當中,既有歷史潮流作為底蘊,也有一時一地的不理性成分;不止香港,英國脫歐如是,歐洲各國的統獨之爭,亦復如是。可以說,香港統獨問題,既反映世界同類問題的普遍性,也有自身獨特之處;未能一一扒梳清楚,就難以點滴解決。

香港從戰後到回歸之初的政治史、社會經濟現實,以及發展願景的種種不足,交織出眼前香港的分離主義挑戰。就此而言,學生領袖「主獨」,只屬社會的病徵,而非決定性的病因。

因此對於高官、教育家的「批評」,筆者未敢苟同。因為分離主義的本質並不在於可不可行、允不允許;也不是在上位者、包括國家元首可以予取予攜。無論何黨何派、依據甚麼法典執政,都改變不了中國主權由全體國人共享的歷史事實與集體願望。作為中國人,侮辱民族、分裂國土,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而且有違歷史正義和基本道德。但官員與校長意識不到學生失德,學生也未作自我道德批判,只因當中並非人人皆理所當然自許為中國人,說到底這是情感聯繫問題。而愛與不愛,就如孝與不孝一樣,可以嚴斥,卻着實無法強迫。

新一代沒國家記憶 欠身份認同

作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香港人,筆者同輩的父母,大多出生於二戰結束前後。從父、祖輩處,仍可間接認識到20世紀中,中國人歷經抗戰、內戰、政治運動各式磨難。1970到80年代的香港社會,正處於城市化、工業化最後階段;家庭對於身份認同的塑造、價值體的建立,仍然起着學校、媒體不可企及的作用。祖父母、父母的中國記憶或想像,仍然左右筆者一代人的政治取向。生為中國人,對大部分中壯年港人而言,仍屬常識;即使,我輩對中國現政權、執政黨,已有甚為複雜的看法與感知。

眼前的大學生,即所謂「正紅旗下」長大的「回歸後一代」。其父母大多缺乏中國體驗,從出生、成長、受教育、步入社會,到成家立業,都在1960至90的香港完成。失卻父母,甚或祖父母的「再傳記憶」,「回歸一代」對中國幾無先天的親切感,其實不難理解。事實上,東南亞或西方國家的華人移民第一、二代的中國認同就更相近;最明顯的變化發生在第三代或以後。

中產身份認同 隨移民西移

共同體驗、包括共赴國難經歷的消散,自然會削弱身份認同的共性,最終動搖生命共同體。所謂榮辱與共、憂戚與共,重點不在榮、不在辱,也不在憂,而在「共」。數年前,無綫電視推出了節目《回鄉》,可看到幾乎所有新生代藝人,對粵東、南粵各地故土、家鄉話的陌生。其後不久,同台推出的《星星探親團》,便看到同樣是年輕藝人,與曾經留學、工作,和生活過的美、加、澳、紐、日本社會的融和與留戀。

此外,長期以來,香港小姐都代表中產階級對典範年輕女性的期許與想像。但踏入千禧世代首10年,出現了幾乎整個成長期都在蒙特利爾、溫哥華、洛杉磯、墨爾本、悉尼的優勝者。踏入第二個10年,更出現從出生之日起,就未曾在港留駐的冠、亞、季軍。而香港人,或最低限度香港中產階級的標準定義與身份認同,隨1980、90移民潮又大舉向西方轉移。回歸20年來,香港經濟、股市、樓市拾級而上,又吸引大批中產至富裕家庭回流。

1997年7月1日以後,隨着「移民—回流」淨人口趨升,本地華人的海外經歷變得普遍;持有歐、美、澳護照的居港華人,從絕對數到比例,都遠較回歸前任何一個時代更高。九七回歸造成的不確定性,留下了今天香港人不等於中國人的觀念與現實。曾舉家申辦英美護照者,先後執掌香港的行政、立法機關,更弱化了社會對政治效忠、民族認同的重視。

內地國富 更顯中港發展分歧

當北京陡然發現「回歸一代」離心漸現,國家安全、國民教育的關切自必與日俱增;然則,香港政圈之內,泛民、建制都有領袖主張「廿三條立法」須與「落實普選」一併處理,更加深了北京的憂慮與問題之複雜。如今,已然「國富兵強」的中國,卻陷入路徑依賴,找不到回應香港年輕人訴求的着力點——所謂「四個現代化」,從來不包括「政治現代化」;所謂「制度創新」,從來不包括「價值觀創新」。北京愈是強調當今中國技術進步、物質豐腴,愈是凸顯陸、港兩地處於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相較於國力、國威,香港新一代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公正、透明;個人對社會決策的參與、民間力量對公權力的制衡。

過去十餘年來,鄰近國家的自由化、民主化,固然有所不足,卻在在反映單靠訴諸傳統文化、共同經歷,不足以強化「陸—港」之間的向心力、良性互動。輝煌與磨難歷史固然重要,但要凝聚新生代,必然要着墨於他們更關注的未來。

重塑共同願景 可納港青民心

在1970、80年代,北京從內到外、從經濟到文化向西方學習與開放,讓台、港知識階層與普羅大眾相信,兩岸三地正同向不同步地朝向更文明、更現代、更開放的管治體系進發。看到希望、共同利益與願景,就形成1980年代「陸—港—台」的大和唱—《龍的傳人》、《我的中國心》、《中華民族頌》,遂成為三地蜜月期的底蘊。

今天,一個在經濟、軍事上實力僅次於美國,並且綜合國力、影響力持續上升的中國,能夠向台灣、香港新生代展現更美好、更開放、更自由的生活願景嗎?北京透過禁日、限韓、限台令,又能從中得到甚麼?

從晚清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一代又一代或南來或本土長成的港人,從來沒有在難苦的中國現代化路途上缺席。假如在21世界初,愈是國富兵強的中國,愈是遠離港人對現代文明國家的想像;那麼,部分新生代為了自由民主而訴諸分離主義,雖不可取,卻不是全然無法理解的。

既然可理解,如何將「陸—港—台」重新納入「同向不同步」、「同目標不同路」的現代化大道上,就不止決定兩岸三地的民心整合,也決定北京與周邊大小國家的長久互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前瞻性,必然要包含以開放、平等為原則的政治深化改革。

日前中大開學禮上,學生會會長提及有關港獨的言論,引起爭議。中大校長段崇智(圖)在開學禮後接受傳媒訪問,強調不主張、不接受港獨。(資料圖片)

撰文 :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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