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效益風險 沿岸填海勝人工島

評論版 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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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太發表2018年度施政報告,港大民調顯示市民的滿意度遠不如去年,評分更錄雙位數下跌;林太表示在意料之內,筆者卻頗感詫異。

今年施政報告 比往年豐富成熟

愚以為,去年的施政報告,讓人疑惑林太及其團隊是否無預警式匆匆上馬,內容貧乏、零碎;今年的施政報告,不止內容豐富得多,而且從醫療、基礎教育到安老方面,相關政策都頗顯成熟、周到。

如「一校一行政」、「教師全面學位化」、「地區健康中心」、「疫苗資助計劃」,以及更多安老院舍買位計劃得以在短期落實,對基層民生似亦頗有改善。最低限度,在活用公帑、將財政儲備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方面,林太在前任政府的基礎上,繼續往前推進。在這方面,比起上一位出身高級公務員的特首——曾蔭權,也不好說林太沒有進步。

然而,對於出身政務官者領導特區政府,筆者心存疑慮,並非始於今日;在2016年底,區區就在不同平台上,表示期待時任特首梁振英,與前立會主席曾鈺成的對決;並由此引起全港市民對於「何為一國兩制」,香港未來政經之路如何走的大辯論。無奈,兩名前高級政務官,後轉任司長者,成為特首競選的大熱——「以行政代從政」的問題,再一次浮上包括筆者在內,不少港人的心頭。

建人工島 與「願景」難呼應

香港的高級政務官,用內地述說形容,就是典型的「三門幹部——家門、校門、機關門」。長年累月在行政體系內的歷練,養成了服從、紀律、執行力高的特性;熟識政府部門、公營機構的日常運作,強化了相關人等的內向思維、內向視野。而梁、曾等人,就代表與國際上、社會上不同界別、不同專業、不同階層,以及不同利益團體長年互動的商界、政界、專業界、教育界領袖。

而政治領袖與高級幕僚的區別,就在於後者長於精確執行上級下達的任務,而前者擅長掌握時代的變易、能夠為社會把脈,從而定出可即、可期的願景、目標,與路綫圖、時間表。曾鈺成主席在香港政策研究所成立的政策倡議平台,即以「香港願景」為名;早前發表的多份報告當中,關於基本法及行政體系的思考,就涉及本地的「政治願景」。是對於香港「制度基建」的深切思考——為當下,也為將來。

但從林太成立覓地小組,到今天提出「明日東大嶼」,與是年施政報告的「願景」命題,似乎一直難以相呼應。依照上述邏輯,政治家與高級公務員之不同,首在環顧四盼,復審時度世,回應21世紀即將踏入第3個10年,香港在大灣區、在亞太、在一帶一路,有着怎樣的角色與機會?同時,以時間為軸,告別「後回歸」時代,香港社會進入了怎麼的發展階段?我們遇到的瓶頸、可憑藉的本錢、可施展的手段又為何?

非常遺憾,從掀起所謂「土地大辯論」到發布施政報告2018,林太及其團隊,都並未對上述問題有稍具系統的論述、較深入的探討。對於社會問題和發展機遇未有「望、聞、問、切」,要「對症下藥」,豈非如瞎子摸象?如此單刀直入地提出解決之道——營建人工島,又焉能不引起業界、引起民眾的反彈?

筆者相信,擘劃一城市經濟體的未來,分4大層次——覓地造房的指導思想是人口政策,人口政策的指導思想是產業導向,而產業導向的指導思想是生活願景。對於生活願景的想像,既要依據自身的文化傳統、物質條件,也要看眼前及未來,本地社會與周邊地區的競合關係,以及各種發展風險與安全虞慮。

建永續發展模式 成港最大命題

未來數十年,香港最大的命題,就在於面對人口急遽老化情況下,如何建立永續發展的經濟模式;並讓市民生活質素得以改善,而不只是個人產出在數字上不斷提升。假如,香港及香港人在未來數十年,得以就上述問題成功交卷,自然會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其中一個藍本。須知道,香港比內地更早、也在更富裕的情況下進入人口嚴重老化,正使本地成為全國在新歷史階段、面對新挑戰的又一塊試驗田。香港以科技創新、資源調配、制度改革以應對老化問題的先行者角色,其重要性不下於開放改革之初的排頭兵、領航員示範作用。

以此為願景、以此為標的,來調整香港的產業結構、人口政策,最終就會落實到如何覓地建屋之上。無論筆者的設想、主張有多少參考價值,位高權重如特首,也不能在充分闡釋港人生活願景、國際定位、分析發展階段與問題之前,就跳過處於政策中游的「產業——人口」結構調整,而推銷「東大嶼計劃」。

林太跳過「願景——產業——人口」頂層建築,而直入「解決之道」,其中一個可能,也是其風險所在,就是把「八九六四」後衞奕信所提出「玫瑰園計劃」的舊思維挪用到今天。不啻是時隔30年,在發展思維上的「移花接木」。當年的香港,面對極多問題,但最主要者,是香港中上階層,對於北京的不信任、對基本法欠信心。

「玫瑰園」計劃是用以顯示冷戰結束前後、中國與西方關係生變之際,英國人也會為了保住帝國餘暉,而持續投資香港、建設香港。「有序撤退、固守利益」是英人治港最後歲月的指導思想。今天香港面對的問題也很多,但相比彼時,最大躁動不在於前景未明,而在於眼前發展模式可否持續、分配不均的惡習何時得以根除。

鑑關西機場 沉降湧浪問題多

斗轉星移,當年殖民政府大舉在赤鱲角填海、建新機場,或可穩定不少港人信心;然而,將理應由市民共享的億兆公帑,再度用於填海、大型基建,又於均富扶貧何益?從西九到高鐵再到沙中綫、港珠澳大橋,過去20年來,港府對於超大型基建的投入從未手軟,但從董特首至今,又幾許得以切中時弊?

最後,不說社會,單論技術層面;30年前,全球暖化、氣候變化的威脅並未迫在眉睫;退一萬步講,即便時人有此風險,也未有此警覺。事實上,並不比赤鱲角機場久遠的關西機場,即因為採用海中心填海方案,而面對嚴重的沉降、湧浪、風暴,以及對外電子、水陸交通中斷等問題而至今無解。

在2018年,香港人仍「斗膽」建設比關西機場大得多、複雜得多,也昂貴得多的人工島,又是否逆天而行、逆時勢而行?即便要填海造地,既然要參考香港成功歷史,何不「分散式」、「中小規模」的「沿岸填海」;比起東大嶼人工島又是否風險更低、效益更高,且可因時制宜、可進可退呢?

既如此,又何必來個「玫瑰園計劃2.0」?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跳過了「願景——產業——人口」頂層建築,而直入「解決之道」。(資料圖片)

撰文 :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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