韜光養晦改革路 抗美圍堵良方

評論版 201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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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改革40周年,內地及香港有大大小小不同主題的紀念活動。其實,早在80、90年代之交,開放改革就遇上空前嚴峻的瓶頸——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是年通貨膨脹達到危險水平的百分之18;次年,「八九六四」慘劇發生,中國與西方,尤其對美關係陷入低谷。

借鑑90年代經驗 不當頭換空間

一直到90年代初,「蘇東波」之後,社會主義陣營全面瓦解,北京才在不斷摸索中,重建對外政經、安全關係。當中,有不少智慧與經驗,頗值得今人參考。須知道,在80年代末,中國內部經濟改革,與對外關係,尤其是與美、歐、日的互信互助,難以分離。上述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同時爆發的內外危機,如何從惡性循環變成良性循環,固然考驗全國上下的智慧,但主要看當時國際社會風雲變色。而後者,明顯不是當時國勢尚稱貧弱的北京可控。

從199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及其西歐盟友的注意力仍未全面東轉,由此給予中國喘息之機——而不至於在貿易、技術制裁下因圍困而倒下。「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真言,有其極端現實的背景。當時,在經濟上,華府根據《廣場協議》繼續收拾德、日。在外交上,老布殊、克林頓先後與俄國首任總統葉利欽攬頭攬頸、有傾有講;然而,卻在安全上,加快收割冷戰成果——向原蘇聯勢力範圍及腹地挺進。

從「八九六四」後到俄羅斯聯邦成立之間的短短數年,因內外交困而首先被制裁的紅色政權是北京;但卻在東歐造成連鎖反應後,華府與北約,始終把施力點放在傳統關注的範圍——從中東到東南歐再到北歐一綫。在此視野之下,我們看北約反而是在冷戰行將結束、甚或結束之初,才在協約國領土以外東征西討。透過攻打伊拉克、南斯拉夫,以及促成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徹底改變了冷戰時期歐亞邊緣的地緣格局。這個打掃戰場、收拾戰果的過程,一開啟就是近半個世紀過去,至今未息。

與此同時,中國開放改革啟動至今已逾40載;世界各個領域,尤其科技、經貿領域,發生了深刻變化。然而,上述地緣框架仍然有助於我們去認識、理解、處理中外關係、中美矛盾。簡言之,近30年前,無論華府的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無法讓北京隨蘇聯一起倒台、瓦解;原因之一是外交、安全上,要集中精力處理西亞至東歐系列問題。其二,在於當時看來,中國持續的市場化改革,對美國和西方,仍然有潛在利益可尋。

在此背景之下,「八九六四」至冷戰結束之初,隨着「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改變,華府、倫敦就香港回歸的態度亦有變;但總體而言,仍算是配合多於阻撓。北京與倫敦、華府,仍勉強維持鬥而不破。亦正如鄧小平所言,像中、美這樣的大國關係,「好不會好到哪裏去,壞也不會壞到哪裏去」。到今天,鄧氏的話是否完全適用於中、美交往,國內外固然已有不同看法;然而,華府的根本利益仍然不變,其外交、安全、經貿政策的慣性,也基本不變。所變的,只是中、美國力對比,以及彼此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

如何鬥而不破擴利益 考驗北京

愚以為,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話,在可見將來亦並不落伍;而且中國在市場化、國際化方面,如欲內、外兼修,也不可能繞過美國、繞過西方,另起爐灶。關鍵只在於如何在西方主導的環球經貿、安全體系中,繼續鬥而不破、擴大利益而已。中國的硬實力,尤其在軍事及工業生產方面,固然不可與冷戰結束之初同日而語;然而,如何巧妙運用國力,避免陷入與美國不必要的角力或提前攤牌,仍然考驗着北京。

參考上一次中國度過難關的經驗,或許有某些有利條件正在重現,如共和黨保守派聚焦中東、俄國,華府因逆差而向德、日等盟友施壓;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把握、善用。其一、敝欄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前便判斷,這位白宮新主,恐怕過於低估中東問題的難度,或高估了自身團隊處理外交問題的熟練程度;美國外交、國防、情報體系,大有重陷中東泥沼之象。

事實上,從特朗普上台後打破慣例,首訪地由大洋兩岸改為沙特、以色列後,至今仍因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內戰,而與歐、俄糾纏不清。眼前,卡舒吉在沙特駐土耳其大使館被害,更被埃爾多安巧妙利用,同時將美、沙,以及德、法、英等歐洲大國捲入其中。

美分身不暇 華可深化改革

正如德國對烏克蘭的關切,並尋求莫斯科合作一樣;歐洲和美國不同,緊貼着「西亞—北非」,當地戰和,對歐陸民眾而言,主要不是國際戰略和地緣利益考慮,而牽涉到社會安寧、民生保障。特朗普在中東的衝撞式外交,成為馬克龍、默克爾採取更獨立軍事、外交行動的伏綫。

面對英國硬脫歐風險,意大利新年度財政預算又與歐盟意見相左,馬克龍、默克爾民望創新低,法、德作為歐盟核心,可謂退一步即身無死所。特朗普在此時透過貿易戰向歐洲施壓,自必引起法、德反彈。事實上,眼前針對汽車成品與零件徵收重稅,和80、90年代之交,針對西德、日本的手段如出一轍。歐、日會否再次輕易就範,自然成為明年初環球貿易體系其中一個爭議焦點。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只要特朗普繼續在中東鬧得不可開交;與德、日盟國又因為汽車等貿易問題而拉扯,中國就應該把握2019上半年的時機,維持基本就業情況下,調低經濟增長目標,集中時間、精力,加快市場改革。進一步向香港、歐盟,以及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開放。

這種開放和市場深化改革,當然不是辦一兩屆「進博會」即可成事;而是要在心態上、體制上、措施上劍及履及。而當中,「東盟10加3」自貿區的實現與升級,遠比眼前看來漫無邊際的「一帶一路」關鍵得多。

主力推東亞整合 路綫正確

反觀以美國之強,其敗就敗在戰綫拉得太長;才會造成克林頓、奧巴馬一上場就掉頭東顧;兩位布殊、特朗普復位便拼命西返的擺盪之局。中國國力不如美、號召力不如美,就更應該善用身處東北亞、東南亞之中的有利位置,集中時間、精力推動東亞整合。就此而言,李克強在剛過去的東盟峰會上的宣示是正確的;習近平到馬尼拉與總統杜特爾特、眾議院議長阿羅約夫人加強聯繫,更是正確的。

10餘年前,東盟10加3的大業,就是因為親中遠美的阿羅約夫人下台被捕而遭打斷;其後,在北京、華府間採取「平行外交」的日本民主黨政府、韓國盧武鉉,一一「因事去職」。如今,東亞市場的整合,在哪裏被打斷,就要在哪裏接續。復出的阿羅約夫人,正是杜特爾特在議會及外交領域最大的助力與顧問。借日、歐為東、西風,以東亞為主場,與美鬥而不破,是中國度過1980、90年代之交的經驗,也啟迪着將來。

只要特朗普繼續在中東鬧得不可開交,與德日因為汽車等貿易問題而拉扯,中國就應該把握2019上半年的時機,維持基本就業情況下,調低經濟增長目標,集中時間、精力,加快市場改革。(新華社資料圖片)

撰文 :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欄名 : 中美世紀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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