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初心未變 藉貿戰促改革

評論版 20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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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7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他的著作《文明考驗》(Civilization on Trial)中曾預言,美國和蘇聯以外,已不可能再看到一個強國出現,哪怕中印這兩個人口、地域、資源大國,也極不可能。事實證明湯因比的預言錯了兩處。

第一,蘇聯崩潰了,蘇聯並不像他想像那麼強大;第二,中國經濟正在崛起。中國用了40年時間,一躍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直逼美國。這超乎湯因比的想像。

中國遭箝制 步蘇聯日本後塵?

不過在當下,崛起中的中國經濟正在遭遇來自頭號經濟體美國的攻擊和技術箝制,而且正如很多人擔心的那樣,看上去這局面正在演變成「新冷戰」。未來中國會不會像蘇聯那樣倒下?或步日本的後塵,迎來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

要回答這問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中國這次成為美國特普朗政府發起貿易戰和技術箝制的目標國家,並非因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而是因為美國改變了其對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崛起的觀念。更諷刺的是,今天就連美國最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都改弦更張,反過來去反對全球化,主張要保護美國。美國知識界的這一「氣候變化」,隱約說明美國有衰退趨向,這想必令諸多美國的有識之士深感不安。

那麼,在此背景下,美國與中國的新冷戰是否真會抑制中國的經濟崛起?

答案取決於我們對中國過去經濟崛起的解讀。盡管各種非議和批評不絕於耳,但實在不可否認,中國是在比同期絕大多數國家更開放的條件下,成功推行結構改革和參與全球化進程中,實現高速增長的國家。這與蘇聯不可同日而語。

華開放戰略奏效 助世界繁榮

盡管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製造了與美國的貿易不平衡和摩擦,但如果認為中國僅是想借助於控制滙率和一些扭曲政策以獲取更多的出口和順差,那就錯了。要知道,這麼做對於中國這個大國而言也將會是災難性和危險的。國內的扭曲不能說沒有,但總體上也是被誇大了。但是當你考慮到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非凡表現和在最短的時間裏實現了人類最劇烈的經濟轉型這個事實,中國的開放戰略在總體上可能就是相當正面的,遠不是那些被指摘的人為扭曲所能概括的了的。

中國不僅僅創造了出口與進口「之差」(出口-入口),從而導致與美歐的貿易失衡,同時也創造了出口與進口「之和」(出口+入口),為世界經濟帶來繁榮。單單看中國今天可以維持佔GDP大約60%的貿易額這一點來說,它的崛起就值得世人尊重而不是指摘。

正是基於對中國的持久開放和深化改革的觀察之上,2011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資深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的著作《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曾經保守地預測,未來20年,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對取代美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是大概率事。

那麼,不斷發酵的中美貿易戰是否真會改變這預測?答案很簡單,除非中國未來有重回「指令經濟」的可能。事實上,Arvind為了使預測避免過於樂觀,他有意識地要顯得更加保守,以考慮那些不測事件。而人們當年對蘇聯的看法,卻是極度樂觀的,面對蘇聯的工業與軍事高速擴張的事實,經濟學家嚴重高估蘇聯領導人管理經濟的能力,並忽略了一些事實:蘇聯雖有龐大的中央計劃系統、有先進的科學研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良的人力資本,但蘇聯跟今天的中國極其不同,她沒有市場制度、沒有分權、沒有競爭、沒有貨幣激勵、沒有信息的橫向擴散、沒有企業家精神,也沒有與發達經濟之間的貿易和通過學習而獲得技術進步的開放政策。隨着經濟變得愈來愈複雜,以及龐大的官僚組織的本能膨脹,指令經濟運轉失靈的時間,就為期不遠。

再說日本經濟。要做出中國會重蹈日本覆轍的預測,必然要無視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在勞動生產力上與日本的巨大落差。日本經濟在增長停滯之前,從戰後算起已經增長了將近40年。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26,000美元,幾乎趕上了美國31,000美元的水平。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特別嚴重,對儲蓄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之後的增長降速顯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國今天還需要走完追落後的較大距離。

貿戰衝擊 華改革決心或強化

假設中國繼續保持市場開放和持續的結構改革,即便考慮到今天中美貿易戰的持續影響,把中國未來15年的平均增長率估計在5%以下,仍是缺乏足夠說服力的。實際上,Arvind的預測值5.5%人均GDP增長率,已經把中國未來(到2030年)的增長率比之前20年下調了40%。即使這樣,人們也會進一步質問,有甚麼理由相信中國經濟的前景更像日本、馬來西亞、韓國和中國台灣而不是羅馬尼亞、蘇聯和1980至2000年的巴西呢?

除了那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中國在經濟發展中應對衝擊和不測的能力不容低估。耶魯大學已故的著名經濟學家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總結東亞經濟能夠保持長期發展的成功經驗時曾經指出,「關鍵的一點是,決策者持久的可塑性,總能在每個可以識別的增長轉型的階段上,正對變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變。由於這個可塑性,整個系統得以避免失去動力,並能在每個階段的末尾重新駛入軌道……。要說發展的成功有甚麼秘訣的話,那就是避免思想僵化。這就要靠不斷的政策改革,不斷回應大量的分散決策者的呼聲。」

這段話對於描述中國的情形實在太貼切了。在經歷了為應對全球危機而實施的超常的貨幣刺激之後,中國領導人意識到要全面反思增長模式和進行結構調整。這需要巨大勇氣來應對因結構調整而造成的經濟下降和痛苦。

事實上,中美貿易戰的衝擊很可能強化了中國領導人扭轉過去增長模式的決心,以更大的市場開放和結構改革,來消除尚存的各種扭曲和缺乏效率的投資。因為說到底,中國要追趕上並建成先進國家的初心沒有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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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40年,中國經濟在最短時間裏實現最劇烈的經濟轉型,中國的開放戰略難被一些人為扭曲所能概括。(新華社資料圖片)

撰文 : 張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資料提供 : Project Syndicat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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