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寬「特效藥」失效 不改革恐爆危機

評論版 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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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經濟危機比你想像的還要近。但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在當前的社會、政治和科技大環境下,一場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再加上收入不平等的新高點,很可能升級為全球性的大型軍事衝突。

2008至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令多國政府幾近破產,並引發了系統性崩潰。多國政策制定者動用了包括量化寬鬆政策和貼近零(甚至負)利率在內的大規模貨幣刺激措施,才成功將全球經濟從懸崖邊拉了回來。

貨幣刺激 經濟復甦惟不治本

但是,貨幣刺激就像心臟停跳後注射的腎上腺素一樣;它可以使心臟重新起跳,患者重新復甦,卻不能治療病態的心臟本身。而治療病態經濟需要進行一系列涵蓋從金融和勞工市場到稅收制度、生育模式,以及教育政策等,各方面的結構性改革。

政治家要推行改革的豪言完全沒能轉化成改革本身,相反他們卻專注忙碌於政治本身。從意大利到德國,如今花費在組建和維持政府上的時間,似乎比實際治理國家的時間還要長。再比如希臘,一而再、再而三跟國際債權人借錢來(勉強)度日,卻沒有真正動手改革養老金體系或改善商業環境。

結構性改革的缺失,意味着各大央行向本國經濟體注入的破紀錄規模的過剩流動性,並沒有好好分配到經濟體中最能發揮效用的領域。相反,超量貨幣卻將全球資產價格推升到甚至高於2008年危機之前的水平。

在美國,據房地產網站Zillow的數據,房價現在已經比2006年房地產泡沫高峰期還要高出8%。而衡量股票市場價格是否處於合理範圍的周期調整市盈率數據CAPE,現在也高於2008年危機前,甚至1929年大蕭條初期的水平。

貨幣緊縮政策 暴露經濟脆弱

伴隨着貨幣緊縮政策暴露出實體經濟的脆弱性,資產價格泡沫的崩潰將引發另一場經濟危機——而這次危機可能比上一次更嚴重,因為我們已經對手中最強力的宏觀經濟特效藥,產生了「耐藥性」。過去十年,以超低利率和非常規貨幣政策形式呈現的常期使用腎上腺素,讓我們的特效藥喪失了其原有的強力穩定和刺激經濟的能力。

以史為鑑,這種錯誤所引發的後果,可能會遠遠超出經濟範疇。哈佛大學教授佛里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表明,長期經濟增長未如人意的時期,似乎也都是公眾對少數群體和其他國家感到憤怒和無法容忍的時期——緊隨其後的很可能就是各種動盪、恐怖主義、甚至戰爭。

例如在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簽署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意圖保護美國工人和農民免受外國競爭。法案實施後5年裏,全球貿易額減少了三分二。不到十年內,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收入不均加劇 易惹衝突戰爭

當然,二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都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沒有甚麼標準路徑必然導向戰爭。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在引發衝突上,有重要作用。

根據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高點通常會伴隨一場嚴重的危機。收入不平等水平隨後會降低,然後會再次上升,直至到達一個新峰值——以及一場新災難。雖然由於樣本數量有限,收入不平等和世界大戰或經濟危機間的因果關係還需要進一步證實,但我們對這種關聯性,絕不可掉以輕心,特別是當現在全球財富和收入不平等都處於歷史最高位時。

這些問題再加上科技顛覆、史無前例的移民危機、對全球化的焦慮、政治兩極分化,以及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等諸多引發社會動盪和外交緊張局勢的其他因素,就更加令人擔憂。這些問題既是以往政策失敗的徵狀,同時也有可能成為未來危機的觸發點,或可以燎原的星星。

選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沮喪和失望,但他們持續支持的那些迎合情感情緒的民粹主義者們提供的解決方案並不明智,只會讓事情變得愈來愈糟。例如,盡管各國間有着前所未有的依存關係,多邊主義卻愈來愈被邊緣化,許多國家——尤其是總統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正在追求單邊的孤立主義道路上漸行漸遠。與此同時,敘利亞和也門亦在遭受着代理人戰爭的殘酷蹂躪。

免全球大亂 加快結構性改革

在此背景下,我們必須認真考量下一次經濟危機可能導致大規模軍事對抗的可能性。按照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理論,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要看人們如何作出反應。在現有情況下,全球政策制定者需要馬上推動長久以來承諾的結構性改革,同時用理智且相互尊重的全球對話,來取代指摘與敵對。否則可能會是一場全球性大亂。

(劉倩為經濟學家,現駐中國。)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美國總統特朗普憑藉民粹主義獲得大選勝利,令多邊主義愈來愈被邊緣化,政治兩極化,引發社會動盪,可能成為未來危機的觸發點。(路透社資料圖片)

撰文 : 劉倩 經濟學家

資料提供 : Project Syndicat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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