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40年 中國未來須警惕4大陷阱

評論版 20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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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正穩步恢復其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昔日地位,在實現當初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但中國未來卻需要警惕四大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

首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人均年收入已達9,000美元左右,仍遠低於世界銀行所設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1.2萬至1.3萬美元。過去半個世紀中只有少數國家能實現這一躍升。

主要原因是成為高收入國家需要一整套完善的現代制度體系,來界定個體的權利和義務、促成市場交易和非市場互動,並通過一套公正的糾紛解決機制,來實現法治。40年來中國一直在致力於建設與完善這些現代制度,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金德爾伯格陷阱 氣候變化陷阱

其次,中國可能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當一個老牌強國(修昔底德時代的斯巴達,現在的美國)擔心崛起的力量(當時的雅典,現在的中國)時,很難避免戰爭。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以貿易手段針對中國,意圖顯然是要遏制中國獲得市場和技術,這導致戰爭風險上升。

第三個潛在陷阱是約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提到的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馬歇爾計劃的設計師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認為20世紀30年代國際秩序的崩潰,是因為美國沒有提供與其世界主宰性強國的地緣政治地位相符的全球公共品。奈認為,如果未來中國也是如此的話,就會再度爆發混亂,特別是美國收縮其全球領導力的時候。

最後是氣候變化陷阱。一般而言,高收入國家,特別是主要強國,消耗的資源比例也特別高。如果超高的資源消耗發生在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和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人口大國,問題就會很嚴重。這方面氣候變化政府間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等機構已經提出了令人擔憂的警告。因此,中國領導人有了一項義不容辭的新任務:支持國際合作,採取環境可持續的前瞻性政策。

要避免這四大陷阱是極其困難的。中國領導人必須處理好複雜且相互矛盾的內外壓力,包括解決國內經濟不平等不平衡問題,管理與躁動不安、並正轉向孤立主義的美國的關係,建立與世界其他國家有效合作機制,並採取有效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邁高收入 還看人才競爭服務問責

在過去40年,與西方體制相比,中國的治理體系(其特徵為中央集中決策但地方分散試點和實施)比較適合危機時期的應急決策。中國模式在危機處理及決策方面比民主制度更實際、更有效,而民主制度常常因為極化的政治爭鬥而陷入功能失調,甚至癱瘓。中國模式是否能夠引領中國進入高收入階段,將主要取決於四個因素:人才、競爭、公共服務和問責,而中國在過去40年恰恰曾經有效管理過這四大因素。

在延續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中國投入了巨大的資源用於發現、遴選和培養行政管理和技術人才,這對於中國建立一套管理大規模公共工程所需要的強大國家能力至關重要。在應對及避免四大陷阱過程中,中國培養、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將是成功的關鍵。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還有效地利用了個人、公司、城市、和中央省部官員之間的競爭,來確保所有相關利益方都對生產率和GDP增長作出貢獻。但中國的市場發展速度、深度與廣度都遠遠超過了相應的監管框架建設,因此現在決策者必須馬不停蹄地查漏補缺,保護公平競爭。與此同時,他們還需要處理由於監管缺漏與錯配已經導致的後果,如腐敗、污染、過度負債和產能過剩等。

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中國有充分建設實體基礎設施的經驗,但在提供軟基礎設施,如競爭規則、會計標準、稅收制度和監管規範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中國需要啃下這些硬骨頭,才能進入可持續的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

對於問責問題,中國有一套不為外部觀察者所明白的間接的、還在完善中的制度。中國領導人的合法性不是來自得票最多,而是來自其執政績效,包括實現經濟繁榮、推進改革等結果導向的業績。隨着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提升,國際壓力將成為又一個重要的政府問責要素。

新經濟市場集中 財富不均惡化

中國面臨的挑戰與中國追求結果的增長模式有關,因此特別需要權衡個體與公共利益。例如,一些自然壟斷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提供了低交易和通訊成本的互聯網平台,獲得了巨大的市場份額。還有一些行業與企業因有助公共利益得到了政策補貼。這些特殊利潤誘惑都可能成為利益集團攫取壟斷租金的目標。

在新經濟環境下,不斷升級的市場集中度並非中國獨有現象,但可能導致收入、財富和機會不平等的惡化。中國領導人必須在未來幾十年大幅改善這些問題。

在40年的改革中,中國精於從實踐中學習,並用充滿活力的市場作為價格訊號和解決問題的指引。中國還進行了大膽的政策實驗,如建立經濟特區。最後中國還堅持不懈地努力融入全球經濟。在中國試圖避免前方四大陷阱時,需要汲取所有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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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的改革中,中國精於從實踐中學習,並用充滿活力的市場作為價格訊號和解決問題的指引,還進行大膽政策實驗,如建立經濟特區。(新華社資料圖片)

撰文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UNEP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及香港大學教授

欄名 : 中國經緯

資料提供 : Project Syndicat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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