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妙的身份問題

副刊版 201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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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跟我講述這件事時,怒氣未消。她兒子三歲,在遊樂場受了欺負。遊樂場就是孩子的小社會,年齡、體格、性別都在後台運作着,並自有其玩樂方式,受欺負或者欺負別人,是必經之路。

朋友強調的,是身份問題。那天玩滑梯的時候,有個大男孩在高處阻擋下面排隊想爬上去的小孩子們。朋友兒子排在第一個,跟那個男孩說:請幫我一下。那男孩推了他一把,嘴裏說着:He speaks Cantonese. I don't understand. I cannot help him.那個小男孩其實聽懂了那句粵語是求助。朋友的兒子看到他是華人面孔,以為他跟自己一樣,才說了粵語。其實朋友的孩子粵語、英文都不錯。

朋友生氣那個男孩行為粗魯,沒有家教,但也注意到這麼小的孩子,就已經用語種身份作為攻擊藉口,實在比她預想的童年思維要複雜得多。

我聽了她說的故事,便想起電影《綠簿旅友》(Green Book)中非裔鋼琴家雪萊與白人司機東尼的爭論。雪萊痛苦的是,他在舞台上被當成鋼琴之王倍受尊敬,下了舞台就只不過是另一個要被區別對待的有色人種。他向東尼喊:「我不夠白,也不夠黑,也不夠man,那我到底是甚麼?」盡管這部電影在敘述角度上存在爭議—全然白人的視角—然而的確成功的在種族問題之外,講到了身份的變化和衝突,具有普遍性。在香港,身份問題也以微妙的方式演變着。很多年前就有英國朋友常常強調自己是個雞蛋人(外白內黃)。

我勸朋友不需要對語言身份過分糾結,反過來,她的兒子也會慢慢意識到,相貌、語言只是身份的表象。就像電影最後雪萊決定步入兩種文化,黑人的和白人的,他便成功彌合了灰色地帶,成為文化的橋樑。

撰文 : 艾心

欄名 : 師心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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