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因美陷迷失年代 中國能倖免?

評論版 201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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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法國外貿銀行經濟研究報告:《中美貿易戰解析:中國會否重蹈日本覆轍?》)

一直以來,美國都在譴責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及其曾經操縱滙率的做法。這令人聯想起80、90年代的美日貿易爭端。

日本當時在經濟政治上都依賴於美國,不得不在後者之要求下實施經濟政策來減少其經常帳戶順差。隨後,日本經濟遭遇資產價格泡沫破裂,資產價格一落千丈,通貨緊縮嚴重,日本經歷了失去的10年。以此為鑑,中美貿易戰後,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覆轍?

中國有底氣 不會走日本老路

我們認為,中國一定不會走上日本的老路。中國對於美國的依賴程度較低,因而在面對美國要求調整經濟政策、創造對美產品需求時,中國有更多底氣來抵抗。尤其是對比日本當時在滙率和貨幣政策方面的情況:日圓大幅升值,被迫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增加其進口需求。

另一個重要教訓則是,日本弱化自身工業政策,同意增加對美國半導體的進口,導致日本自身半導體行業競爭力大幅降低。在汽車工業方面的情況也相似。

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依然相對穩定,因此基本能夠保證在較短時間內超過美國經濟規模。中國在軍事上也獨立於美國。因此,我們預計中國已準備好在當前的貿易戰調解談判中挑戰美國施加的壓力。這意味中美間的任何交易都只是暫時的,因美國無法像遏制日本那樣,輕易地遏制中國。

美當年批日順差過大 歷史重演?

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美國一直在譴責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和操縱滙率的做法,認為這導致美國製造業失業率的上升。這似乎是30年前的情況重演,只是主角從日本換成了中國。

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以日本經常帳戶順差過大為由,與日本進行了長期而激烈的貿易談判,日本也因此實施了大批經濟政策以降低過高的儲蓄率。但2000年後,兩國經濟命運出現了逆轉,美國經濟在數碼時代蓬勃發展,日本則陷入了漫長的經濟停滯期。事後看,美國其實是成功遏制了日本崛起的勢頭,並迅速適應了新的經濟環境。在這背景下,我們關注中美貿易戰後,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中國人口年輕 勞動生產力速增

從大局看,在挑戰美國經濟地位時,中日兩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有所不同。日本是在接近經濟發展高峰時受到來自美方的壓力。日本的人均GDP在1991年已達美國86%,但其人口從90年代開始迅速老齡化,勞動生產率也停滯不前。而中國雖人均GDP在2017年仍只得美國28%,但人口結構上年輕許多。此外,中國在製造業和基建進行了大量投資,這使其勞動生產力一直在迅速提高(圖1)。

從購買力平價(PPP)看,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經濟體。這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在1991年巔峰期的經濟規模仍不及美國一半。日本當時的出口份額被限制在世界出口的9%左右,但中國當前的份額已超過10%。

隨着中國繼續進行技術轉型升級,其在全球經濟所佔份額應會繼續提升,進一步對美國構成挑戰。而不同於日本對美國的依賴,中國在政治經濟都獨立於美國,中美貿易戰的結果預計會與日本的經歷大不相同。

對美國來說,當時的日本攻擊起來較為容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在政治上一直依賴美國。在國家安全上,日本對美國的依賴也過重,在與美國討價還價時也就底氣不足,之後的冷戰時期更是如此。且日本在經濟上也對美國相當依賴。直到目前,美國仍是日本最大出口目的國,80年代,對美出口佔日本出口30%。

對日本而言,因籌碼有限,美國威脅對日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就具有相當威力。在經歷了緊張的談判後,日本實施了大批經濟政策,以減少其經常帳順差。

日圓升值5成 刺激谷泡沫

為回復外部平衡,1985年G5國家的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們同意進行美元貶值,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導致日圓對美元升值約50%。盡管這有助減少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激增,但貿易順差依然存在,這促使日本引入微觀經濟政策來解決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同時,日本也採取政策刺激來減少過度儲蓄。日本銀行前行長前川春雄在1986年提出《前川報告》建議擴大內需,並在經濟增長方面降低對出口的依賴程度。政策刺激方面,政府宣布增加公共基建投資總額增至480萬億日圓(約佔GDP的135%)。日本央行也將政策利率從1985年12月的5%下調至1987年2月的2.5%,以刺激國內需求,這可支持日圓升值後出口放緩的日本經濟。但這一增長模式轉變帶來的負面影響是經濟泡沫的出現。

隨着日本全球影響力的提高,日本國民也變得過於自信,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進一步放大了這一點。當時的日本產生了錯覺,認為本國已最終超越美國。基於這種過度的自信,日本銀行實行了相當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大量廉價資金湧入股市及樓市。在泡沫巔峰時,甚至有人戲稱:「賣掉東京就能買下整個美國」。這種過度樂觀的情緒為之後90年代初的經濟泡沫破裂後暴露出的僱傭、投資和債務過剩埋下了伏筆。隨着地產價格進一步下跌,日本經濟出現銀行危機,最終導致「失去的十年」。

汽車業靠業界克困 半導體當災

汽車行業是美日貿易爭端的焦點之一。汽車是日本對美國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也自然成為了兩國政府之間談判的重點。由於美國汽車工業在競爭中處於劣勢,美國汽車工業協會(UAW)曾在示威遊行上砸毁日產汽車,面對這貿易衝突,日本汽車工業試圖通過改變其價值鏈來應對。最初,日本政府實施了自願出口限制計劃(VER),在1981至1994年間限制向美國出口乘用車。然而,日本汽車公司通過在美國直接生產汽車而非日本出口繞開了這些限制。這些公司增加了海外投資,並與美國汽車公司成立了合資企業。這在美國創造了就業機會,緩解了日本與美國汽車工人及與美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

日本政府對半導體行業的命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70年代政府積極推動下,半導體成為了日本的戰略部門。事實上,1976年日本政府提供了約41%的資金,率先開展了為期四年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項目。80年代,隨着日本開始在世界市場份額上超越美國,這一項目被美國批判為「全球日本公司化」,為日本製造商提供了不公平競爭的優勢。

隨着貿易衝突的升級,政府對日本製造業的態度出現了巨大轉變。據1986年的美日《半導體協議》,日本政府同意將進口半導體市場份額翻倍,增加到20%,以改善日本的市場准入。政府不僅監控着國內市場份額,還監控着日本製造商的成本及銷售額,以防美國譴責最多的傾銷行為出現。

日本製造商在過於嚴格的約束下艱難求存,這削弱了他們的競爭力。這些都表明,日本政府為緩解貿易緊張而採取的政策最終降低了日本半導體工業的競爭力。不僅如此,日本在建立研發合作夥伴關係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同時,美國的半導體製造商在適應產品周期變速快的能力優於日本。他們沒有日本那樣的產品限制,因此可積極進行研發,增加產品多樣性,這在九十年代幫助他們再次奪回了市場份額。

中國經濟控制力超日 慎勿谷泡沫

相比日本,中國顯然獨立於美國,因此中美貿易戰應會與日美貿易糾紛相當不同。經濟上,中國的出口目的地也比日本更多樣化。對美出口份額在1999年達21.6%峰值後逐年下降(圖2)。在這背景下,美國向中國加徵進口關稅的威脅作用更弱。

中國政府對本國經濟的控制力超過日本,在特朗普政府的統治下,美國對中國的要求應會更高。然而,正如美日貿易爭端所揭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支持半導體等戰略部門的發展;但限定具體的進口數額可能會降低本國的競爭力,這在1986年達成美日《半導體協議》後,日本半導體行業的慘淡命運中可見一斑。

然而,雖然民企或能更有效應對危機,如日本汽車公司會通過增加對美國的對外投資,但中國企業的國有化可能會加大其面對多變經濟環境的適應難度。

忌強制滙率幣策 宜挺重點行業

政策調整上,中國應從日本的「強制」外滙政策和貨幣政策中汲取教訓。尤其要意識到,人民幣走強可能會加劇中國出口的結構性疲軟。事實上,在中國工資上漲的背景下,外企一直在將生產基地由中國轉移到東盟國家,而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會加速這趨勢,拉低生產效率。

國內需求強勁可能會增加從美國的進口,刺激增長的政策措施也可能會導致貨幣政策的過度寬鬆,引發與日本相似的資產價格泡沫。中國快速老齡化的人口也會加劇資產價格泡沫破裂之後隨之而來的通貨緊縮。

總言之,相比日本中國更加獨立於美國,因此也比日本更有談判的資本,可以更加有選擇的按美國要求調整經濟政策,避免日本經歷過的經濟重創。政府可選擇通過支持重點戰略行業來爭取全球市場份額,但應避免將進口目標量化,因這會大幅降低該行業企業競爭力。

中國還應避免像日本那樣實施強制滙率及強制性貨幣政策。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將會減少,而政策刺激措施也可能導致貨幣政策過於寬鬆,造成資產價格泡沫的增長,這都是日本經歷留下的教訓。

鑑於中國仍處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我們預計中美之間的角力仍將長期持續。而考慮到90年代初的日美貿易緊張局勢中,日本的經濟已接近其經濟發展的頂峰,中美貿易戰可能也會比當年的美日貿易戰更持久。

中國應從日本的「強制」外滙政策和幣策汲取教訓,尤其要意識到,人民幣走強可能會加劇中國出口的結構性疲軟。(中新社資料圖片)

撰文 : 艾西亞(Alicia Garcia Herrero)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岩原宏平 法國外貿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欄名 : 中美世紀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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