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懷若谷貝聿銘 忘我方顯真我

評論版 201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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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本欄緬懷金庸、高錕一文一理兩位大師時,嘗試印證本港如何在20世紀後半葉,充當古今中外樞紐,為世界作獨特貢獻。該兩篇小文亦提到,同樣原籍江浙又與本港結緣,及後蜚聲國際的另一大家貝聿銘。如今,貝老亦以102歲高齡仙遊。

人文情懷濃厚 兼具中西之長

從1960年代初試啼聲,在美國一鳴驚人,到年近百歲仍在亞洲東西屢見突破、超越自我。一如貝氏故宅蘇州獅子林,其建築作品十步一景,其創作生涯也是從不留駐、永不停步。一甲子以來,貝氏作品每與中外歷史重地、世界文化遺產相連結。在芸芸現代建築大師當中,貝聿銘之人文氣質與思想境界,尤其為世所重。

貝老之前,德國有Mies、法國有le Corbusier;其後,英國有Norman Foster,貝聿銘則兼具中、美之長。上述四人的思想、作品特點,也反映各自文化底蘊和藝術信仰。愚以為,所有藝術大家,首先是思想大家。德、法乃社會主義故鄉,法國巴士底監獄暴動,以及因此而起的「馬賽曲」,每被視為階級革命、庶民興起的先聲,而馬克思是猶太裔德國人。心懷社會主義理想的Mies與le Corbusier,其作品從建築設計到城鎮規劃,在在反映大戰期間歐洲學人的烏托邦—平等社會、公民解放。

與Mies、le Corbusier大異其趣,Foster及其團隊以多產高效見稱;其作品雖見多樣化,然則,最為世人注目者,終歸是一系列國際都會CBD商業建築。從機場到銀行到高鐵站,Foster作品集,形同紐、倫、港、星、京、悉尼、柏林、阿布達比等地超級地標列陣。Foster作品讓人聯想到資本主義權力金字塔頂尖。

成名年代剛好處於Mies與Foster之間的貝聿銘,在社會理想與商業成就之間,有着濃厚人文情懷。貝氏體現的文化,並不受任何時空約束;不僅能與美歐中日、伊斯蘭文化共融,更善於提煉、昇華不同文明的優點。貝老的離去,恰逢東西對峙、人心不穩、發展失衡的今天,自然別具警醒世道人心的意味。

作品多元大同 警醒世道人心

貝老從出生到成長,穿梭於穗、蘇、港、滬四大名城,又負笈美國。逾一世紀以降,貝氏足迹濃縮反映現代文明從東到西再到世界的流播;透示着「您中有我、我中有您」的時代特性。相互尊重、彼此包容的現代世界,從來知易行難;貝老卻透過超逾百年的探索與堅持,將成果一一展現人前,多元大同並不是夢。

善於觀察、虛心聆聽,也許是這一切的基礎;靜極方能思動,有容乃顯其大。作為貝老經典作品的中外博物館,處處為顯現展品之精美、異國文化之豐厚而設;最終,卻讓博物館本身,成為遺世獨立的藝術珍品。相比起Mies和le Corbusier,貝聿銘從未有成體系的社會理想、學術理論;貝氏甚至明言拒絕別人用某風格、某主義來規範他。或許,忘我,才顯真我;擇善,不容固執。據其自述,成長於獅子林的貝聿銘,常隨其母靜坐禪修;靜與思,自然而然地成為貝氏文化底蘊。靜而忘我、融情入景是為虛心。只有虛懷若谷的建築大師,才能把心力放到館中人與物,而不是自己身上。

貝氏設計的神—內在思想特質,還要透過其形—高超設計技巧、靈活適應能力去體現。在擺脫Mies與le Corbusier痕迹之後,貝聿銘擅長以花崗岩、混凝土、玻璃與鋼為材料,簡單幾何平面為設計語言,走出自己的路。一如漢語、漢字,透過簡單筆劃、詞彙的組合、排列與變奏,發揮出無窮表現力、感染力。

貝聿銘因家學淵源,得以浸潤於江南藝術菁華,卻又並不受制於傳統建築文化;畢竟,真正激發其研習興趣者,乃是上海外灘1920年代前後落成的現代建築群。經過在麻省理工、美國建築界的專業訓練,貝氏進一步掌握現代建築的關鍵—人的視角與光的引入。

包括香港中銀大廈在內,貝氏善於引入自然光,以內庭、外園、木石、流水作點綴,使到原本剛直歸一,多呈灰、銀、藍色的鋼材、幕牆與水泥,變得溫暖柔和。從人的視角與體驗出發,使到貝氏作品從未見一般現代建築的攝人—從羅浮宮金字塔到澳門科學館,宏偉之餘還顯得親人。此後,邁向21世紀,貝老仍求突破—美秀美術館、蘇州博物館、多哈博物館,成為其事業空前高峰。

對於光的運用,美秀美術館和蘇州博物館的屋頂,同樣採用細長如竹片的遮陽柵;既成為中、日古老竹簾的重現,又讓光影在人與物之間流轉,打破了室內外的隔閡。貝老既拿捏到中、日建築的同,也未有忽視其異:甲賀市、蘇州建築同樣源自遠古中國,以斗拱、飛檐為特點;而由於甲賀緯度高、降雪多,當地古建築屋頂更陡峭。再參考日本撥弦樂器造型,美秀美術館屋頂,就以更斜、更誇張的梯形構成。到為其故鄉蘇州設計博物館時,他以深灰花崗岩為界、白牆為面,巧妙延續江南黛瓦灰牆古韻。讓博物館融於周邊拙政園、忠王府之中。

善用光影流轉 提煉各地文化

蘇州博物館和美秀美術館,都以提煉當地傳統文化特徵而成。卻未見因為中、日建築之近似,現代設計語言之簡潔,而消弭了彼此個性。貝氏聊聊數筆,反而勾勒出兩者建築傳統的脈絡與神韻。貝老在甲賀突出梯形,在蘇州着重長方形;為多哈建博物館時,則以正方形、半球形,以及淡褐色石灰岩,來展現伊斯蘭建築藝術的筆觸。作為封筆之作,受托多哈之際,貝老已年逾90,仍堅持到中東採風;終在開羅尋獲伊本圖倫清真寺,成為多哈博物館的設計語源。其實,早在此前半世紀,貝聿銘為美國大氣研究中心設計梅薩實驗室時,就將當地土著懸崖居所的精髓,融入中心外形設計當中。

對貝氏而言,作為人與環境的中介,建築從不是獨立而自我的存在,而是自然與人文之橋。既然崇敬山川河岳、汲取週遭文化養分,乃貝氏設計第一要義;其作品最大性格就在謙而能和。數十年來能容納中外不朽文化結晶品者,終成不朽建築藝術菁華。

建築大師貝聿銘的設計作品,在社會理想與商業成就之間,有着濃厚人文情懷。(新華社資料圖片)

蘇州博物館(新華社資料圖片)

羅浮宮金字塔(路透社資料圖片)

撰文 :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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