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族未享成果 外判加劇跨代貧窮

評論版 201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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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能是生活費用全球最貴的城市。香港樓價眾所周知,已是全球最難負擔的城市,一個500平方呎的中等單位等於工作21年的中等收入,遠比第二位高出40%。

特區政府擔心本地生育率低,但根據婚禮籌辦的公司,年輕人想結婚,舉行婚禮擺酒席大約要36萬元,較去年增加了10%;結婚生兒育女談可容易?香港唯一一樣保持「低」水平的是一般僱員的工資。僱員2018年每月工資中位數是港幣17,500元,較去年增加了4%。但經通脹調整後,實質的工資升幅只有1%。工資升幅水平(除了高收入的以外)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最新的薪酬調查顯示,低收入人士的薪酬調整也是最少,但他們面對生活的壓力卻最大。除了一些高收入的專業人士,大多數經濟活躍人士,要單靠工資改善生活質素是沒有希望。事實上,香港一般家庭若可以取得收支平衡,已經不錯了。

為賺較高工資 增工時損健康

對低收入人士來說,情況更不樂觀。雖然最低工資由2019年5月起,從每小時34.5元升至37.5元,但由於基礎收入水平低,增幅雖有8.6%,但實質影響不大。有些低技術勞工,例如保安員寧願犧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休息時間,增加工作時數來填補收入。根據統計處最新的入息數據,保安員兩班制的輪班工作(11至12小時)可賺取港幣13,770元,多過三班制(8小時左右)的港幣10,469元。

僱員為賺取較高工資,惟有拿自己的健康作出妥協。兩班制的工時多三班制的工時至少30%,但多出來的工資大約只有3,000元。若加上交通時間(2小時來回),兩班制的僱員除了工作賺錢以外,就只是工作,無生活可言。

有不少研究顯示,過度的工作嚴重影響身心。日本幾宗自殺個案,被裁定與工作操勞過度有關,法庭裁定相關公司要負上部分責任及賠償。在本地,醫生及司機超時工作的情況持續蔓延,造成醫療事故及交通意外的增加。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香港的職業意外事故,大部分都發生在低收入的工人身上;為追求成本效益,工人的安全標準受到妥協。尤其是建築業,有些現行指引不符合安全標準。即使公司有疏忽成分,部分公司亦能逃避過懲罰性的賠償。有時,罰款的金額太小,無法起到懲罰作用,情況得不到改善。若維護不到安全標準及素質,故障延誤的情況和品質的下降只會愈來愈嚴重,費用大增,這是我們可從近期發生的地鐵事故中學習的。

制度缺陷不公 港人日益麻木

這些公司通常將服務外判,主承辦商一方面企圖卸下責任,另一方面從項目中獲取利潤。分包商根本無多大剩餘空間取得收支平衡,保障不到分包商僱員的合理權益及福利。

外判服務在我們的社會非常普遍,提供彈性。然而,亦有部分不負責任的承包商利用僱員的弱勢為自己牟利,僱員因此淪為外判的受害者。外判在其他國家也常見,不過本地在保障僱員的權利,尤其是外判的多層次的安排和主承包商的責任上,仍存在許多改善的空間。這些外判僱員努力工作了數年,但工資水平沒有依此增加,生活質素也未能相應提升。

據估計,現在最少有兩萬多外判員工為政府各部門提供服務,更有部分是工作人口的低收入和貧窮住戶,受影響不單止是個人而是家庭整體方面,影響兒童發展,包括年輕人,造成跨代貧窮。不幸的是,我們未見到政府採取有效、具體及實際的行動糾正問題。有些商界亦未能履行職責,為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正如政府已承諾撥款億元翻新公共廁所的硬件,可是清潔廁所工人工作條件的軟件有待改善,才可以有效改善現在的情況。社會不斷發生的一些工業意外及不公義的情況,有時是因為我們已經變得麻木,我們的敏銳力不知不覺地消失了。不單止未有顧及有需要持份者的感受,同理心不夠,更是接受了充滿缺陷和不公的制度!

塑造宜居住城市 始能吸人才

早前一位擁有專業人士從加拿大回流幾年,再離開香港,他與筆者分享,生活滿意指數低是其中離開原因之一。回到核心的問題,香港對大部分人來說,生活費用太昂貴了。要再度令香港有吸引力,必須有實際的行動,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這亦是一個負責任政府需要關心和努力的。

香港需要被塑造為一個宜居住的城市,才能挽留及吸引國外的優秀人才。

本地的收入差距,令到社群產生許多不滿,現在並不是怨恨他人富有,而是各持分者未有盡能力幫助弱勢社群,總是以增取本身的最大利益作為依歸。若果我們是認真地處理本地社會中矛盾,使用遏抑、製造分裂的處理,不可能會產生有效的結果。我們需要的是疏導不滿,建立互信,共享繁榮。香港的僱員,尤其是從事低技術的,應有更好的待遇。經濟發展不應只有一小部分人士受益。香港可悲的並不是欠缺經濟發展,而是結構上出現了問題,未能獎賞努力辛勤提供服務的員工。

僱員為了賺取較高工資,惟有拿自己的健康作出妥協,增加工作時數,而有不少研究顯示,過度的工作嚴重影響身心。(資料圖片)

撰文 : 葉兆輝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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