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圍剿華為 歐電訊商漁人得利

評論版 201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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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近20個月以來,本欄論及特朗普發動的環球貿易戰,有4個基本論斷。

加徵消費稅 補聯邦財政缺口

其一、科技貿易戰,科技是本,貿易是末。這一點,對中國而言,尤其如此。在美元霸權之下,美國主動解決逆差問題,其實是放棄了自身金融和貨幣優勢,而不是填補了自身缺失。

其二、特朗普開徵的所謂「關稅」,其實形同「消費稅」。對中國廠商、出口商不可能完全無影響;若認為由此打擊中國出口,拖垮經濟增長和就業率,恐有失焦之虞。

其三、以打擊中國為幌子,特朗普向美國普羅家庭收取額外「消費稅」,其目的並不在於縮減美中貿易逆差;而在於減收「富人稅」後,又不便大削軍費,以免得罪軍火商等共和黨金主,為填補聯邦財政缺口,不得已而為之。因此,無論從對華關係看來,還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角力看來,所謂「貿易戰」從開打當天起,就不可能「談出個未來」。中、美不較量一番,事態的發展始方向未明。

說到中、美較量,尤其是科技上的較量,自然離不開本欄觸及國際關係時,慣常強調的框架——在分析世界經貿問題時,難以繞開「美—中—歐」大三角。而論及環球安全態勢時,大三角關係就落到「美—中—俄」身上。從朝鮮到中東,美國在安全問題上,往往自行其是,難以得到中、俄配合。同樣地,在維護國際經貿秩序時,美、歐利益較為一致,中國必須謹慎行事。一旦有變,像俄羅斯等中國友好,未必有心、亦未必有力幫得上忙。

從制裁中興到孟晚舟案,再到美國出盡公權力圍攻華為,特朗普至今未能提出中國企業威脅其國家、國民安全的任何證據。由此,才觸發華為以美國法律為武器,嘗試挑戰聯邦政府以行政手段和法律制裁企業,是否合法合憲。最起碼,直到眼前為止,特朗普對華為的種種作為,明顯都與環球貿易、商業利益相關。

愛立信諾基亞 早「全殲」美同行

既然安全為虛,利益為實,那麼,環繞華為的爭逐,除中、美之外,主要牽涉的就是歐洲。誠如本欄此前所論,美國把產業空洞化的帳賴到中國頭上,可謂無賴至極。須知道,二戰前後是美國工業,尤其是鋼鐵、機械、汽車等戰略重工的高峰。早在半世紀前,美國工廠及相關技術、管理經驗,已由1950、60年代開始,向西歐、日本轉移。到1970年代,相關產業之大部分,尤其是家庭用品,又向東南亞轉移。最後才進入1980、90「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換言之,早在中國產品進入世界市場前20、30年前,美國已完成「去工業化」。今天,別說要讓中國工人工作機會回到美國,哪怕是回流日本、四小龍都屬天方夜譚。

在電訊設備生產、建設領域,也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以前,美國電訊商「貝爾」(Bell),讓國際固網市場如雷貫耳。當時,美國有兩大「貝爾」,一是電訊設備研發者、供應商;另一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軍、民兩用直升機生產商。如今,只有生產直升機的「貝爾」還能手執世界牛耳,而做電訊的「貝爾」早被外國同行吞併了。和「貝爾」電訊一時瑜亮,如今同樣歸於塵土者,是「AT & T」,當中的A就是America,代表着合眾國的驕傲。閒時在香港上了年份的大廈或基建,還可以看到AT & T的設備。也說明我城「去古未遠」,見證固網時代,AT & T如何代表美國科技企業的輝煌。

問題是,擊敗、收購「貝爾」、AT & T者,也不是今天的華為;早在2006年前後,擅長建設流動手機網絡的歐洲電訊企業,已「全殲」美國同行。

近10年來,華為的全球市佔率幾近3成,歐洲的愛立信、諾基亞當然難以與之相比;然而,相比起其碎片化的美國同行,上述兩間北歐企業,已算是據有相當市場優勢。換言之,特朗普不可能不明白,傾舉國之力圍剿華為,也無法立即造福美國科研體系和電訊企業,歸根究柢,其本土根本沒有足以替代華為者。進一步講,封殺華為,直接受益的是愛立信、諾基亞等歐洲企業;在此問題上,美、歐大企業、大商家有着共同利益。

京難聯歐抗美 短綫讓利求互惠

當然,利益和選擇權被削弱者,是歐、美通訊服務的消費者,以及相關網絡的中小型投資者;原因在於華為設備的效費比更高。

未來,特朗普會否利用打壓華為,將發達國家電訊設備建設市場留給愛立信、諾基亞,來迫使歐盟在其他貿易領域讓利,自然成為「美—中—歐」經貿大三角聯動的關鍵。

誠如筆者向來強調,北京不可能指望「聯歐抗美」,然則,歐、美技術、產品和服務之間,如汽車、晶片、銀行,同樣有着替代效應。中國可透過開放、深化與歐洲企業合作,來鞏固雙方技術交流、經貿關係。短綫上對歐讓利、拓闊互惠前景,並就美國技術制裁作長期抗戰打算,或許是北京維護「美—中—歐」大三角基本平衡的可取之道。

傾舉國之力圍剿華為,也無法立即造福美國科研體系和電訊企業,歸根究柢,其本土根本沒有足以替代華為者。(資料圖片)

撰文 :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欄名 : 中美世紀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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