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結構變 陷低通脹困局?

評論版 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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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敦促聯儲局減息,並指現時已「沒有通脹」。美國並非沒有通脹;只是在當地經濟持續增長,且勞動市場緊絀,現時不慍不火的通脹幅度確實未達至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期。

穩通脹促消費 經濟健康關鍵

聯儲局衡量通脹的常用指標——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在2019年3月按年上升1.5%﹔而受密切關注、剔除價格波動較大的食品及能源項目後的「核心」通脹率,則由2月的1.7%降至3月的1.6%。

歐元區方面,核心通脹率由2月的1%下跌至3月的0.8%,創兩年新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央行如聯儲局和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央行)隨即把利率降至超低水平,而日本央行甚至推出負利率政策。由於利率早已被降至極低,故各大央行紛紛採取非常手段——印鈔並直接從金融市場大手購入資產,以圖降低借貸成本,從而鼓勵消費及商業投資,振興經濟。該刺激措施被視為可令通脹率從負或極低水平重返「目標」水平的藥方。

聯儲局認為把長遠目標通脹率定為2%,最能符合其法定職責;歐洲央行的中期目標通脹率則維持在略低於2%的水平。日本央行亦在2013年1月把「物價穩定目標」定為2%,並承諾盡早達成。與此同時,中國在本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公布其居民消費通脹目標為「3%左右」。無論如何,對大多數政策制定者而言,穩定適度的通脹是經濟健康增長的關鍵,因為它能鼓勵民眾提前消費,刺激整體經濟。通脹也理應甚得僱員歡心:因為通脹上升,工資亦傾向跟隨升勢。

金融危機過後,不少債台高築的國家和借款人都歡迎甚至渴望通脹,以求減低需償還債項的實際價值。過低的通脹既不可取,也是經濟疲弱的典型迹象。一般而言,它會促使央行調低利率,變相縮減了放寬貨幣政策以應對經濟下行的空間。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聯儲局把聯邦基金利率由2007年9月的5.25%,下調至2008年12月的近乎零水平。觀乎當前目標利率定於2.25%至2.5%,倘利率下限為零,聯儲局的操作空間將較小。

電子商貿共享經濟 遏低通脹

有見及此,看到很多先進經濟體的央行即使在過去十年把數以萬億的資金投進金融市場,卻依舊被困於低通脹環境,且仍不斷苦苦掙扎,力求達到通脹目標,情況令人擔憂。假如民眾不相信物價可達目標水平,央行多年來建立的信譽隨時失諸一夕。在3月20日的記者會中,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低通脹是「這個時代其中一項重大挑戰」。

以美國為例,緊絀的勞動市場和低失業率過往會轉化為較高通脹。正如菲利普斯曲綫(Phillips curve)所示——通脹與失業率呈逆向關係。然而,這種關係如今或已失效。當美國失業率在2019年3月徘徊於近50年低位的3.8%,通脹仍相對溫和。50年前,當失業率低如現今水平,個人消費支出通脹率在4.5%左右。再者,近期孳息曲綫出現倒掛,盡管為時短暫,亦可見市場預期未來數年通脹低迷。

我認為許多先進經濟體陷入低通脹困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結構轉變。隨着世界各地聯繫加深,市場全球化,消費者相對數十年前有更多選擇,貨品價格也更加透明。電子商貿與網上購物的興起,或造成反通脹效應,因為不論實體還是網上商店也需降低利潤率,以保持競爭力,應對海內外市場對手的挑戰。網上零售商因無需經營實體店而得以節省成本,也就能更易調低商品價格。

就美國而言,「亞馬遜效應」未能完全解釋持續低通脹的情況。其他原因可能關乎「共享經濟」冒起,令原先閒置的商品及服務能夠重新利用,又或是勞動市場強勁只是虛有其表。

局限幣策空間 須更依賴財策

如此一來,難免局限了很多先進經濟體在應對經濟下行時運用寬鬆貨幣政策的空間,使當地政府需要更依賴財政措施刺激經濟。

香港的政策制定者應更精明善用財政儲備,未雨綢繆。科技發展和全球經濟的結構轉變,或已改變了過往經實證的經濟關係定律。愈來愈多意見認為,衡量GDP及通脹的傳統指標,已不足以反映經濟實況。因事制宜,本港官員也許亦要改良政策藥方,以應對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挑戰。

(本文摘自香港總商會《工商月刊》5月號「低通脹困局?」)

撰文 : 莊仕杰 香港總商會高級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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