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六四30年 社會政治效應超想像

評論版 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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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些研究員的觀察,六四事件深入香港民心,成為了市民的集體記憶的一個重要部分。而每年在媒體上的事件重溫,以及社會團體所舉辦的悼念活動,進一步鞏固了大眾對事件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公眾議論的過程中,對六四事件的態度仍是一個具有意義的政治坐標——究竟某個政黨、政治人物如何議論這一件發生在30年前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很多市民作為評價他們的政治立場的參考指標。

不單是記憶 更屬生活一部分

這些觀察的重要性,不在於大家是否因此而對六四事件達至一致的看法,而是我們看到一種民間的記憶是如何形成的。通過資訊的記錄、重複的紀念活動、儀式化的集體參與,六四事件早已嵌於香港社會的生活、文化之中。它不單只是一份記憶,而且屬於生活的一部分。個別人士可以對它不聞不問,從不參與任何相關的活動,但一般人基本上不可能將它當作不存在,視若無睹。

紀念六四事件是社會性的,通過集體活動而將它的意義呈現出來。旁邊的人士可能會對參與者的投入、熱情大惑不解,但他們總不能不承認,那次事件在很多人的腦海裏留下深刻的烙印。

認為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為行禮如儀的批評,大概並不明白儀式於群體生活的重要性。如果沒有那些儀式化的活動——由集會到遊行,唱歌到簡單如燃點蠟燭——很難想像悼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可以維持30年。表面看來沒有甚麼現實意義的東西、行為,其社會政治效應往往超乎想像。六四事件之所以嵌入香港民間,在一定程度上得力於各種各樣的儀式化社會政治行動。

當然,我完全明白,香港社會上存在另一種對待六四事件的態度和意見。對好些社會人士來說,他們既不認為它有着甚麼政治文化意義,同時也不覺得到了今時今日還要討論、紀念那年所發生的事情。有的認為往者已矣,也有的覺得當時的政治決定正確,令日後經濟有機會深化開放改革。作為一個意見多元的社會,香港對六四事件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實屬預期之內的事情。

過去30年在香港社會的經驗,是如何在一個存在分歧的大環境裏,維持自由開放的討論。

對反對悼念六四事件的人士而言,如果他們願意客觀面對社會現實的話,應該明白對相關的記憶及每年的悼念活動,實在禁無可禁;民間的集體記憶,落地生根,牢牢地刻在市民的腦海之中。愈以打擊、卡壓的方式來影響悼念六四事件,只會引起更強烈的反彈。

流失參與者 社會運動常態

但組織悼念六四的團體沒有任何挑戰嗎?現實也並非如此。他們所建構的一套論述能否在沒有1989年經驗的新一代引起共鳴,是挑戰之一。這裏的問題不在於新一代有沒有充分的認識那麼簡單,更重大的挑戰是他們對那套理解六四的框架,是否覺得有意思。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個現象已經出現,而且一定不會消失。

與此同時,另一項挑戰是如何令很多當年也參加過悼念、集會的人士繼續參與。這個問題亦早已存在,跟任何一個社會運動一樣,流失參與者是一種常態。

以平常心對待,每年6月份的香港,悼念六四一定繼續下去。正反不同的言論亦繼續公開地表達出來,各自表述,誰都不是掌握絕對真理在手。

這是香港。

紀念六四事件是社會性的,通過集體活動,將它的意義呈現出來。(陳靜儀攝)

撰文 : 呂大樂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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