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舉報虐兒 就可保護孩童?

評論版 2019/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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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虐兒問題近年有惡化迹象,新呈報至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的虐兒個案,由2014年的856宗,增加到2018年的1,064宗,升幅接近四分之一。

在部分海外地方,經常有機會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例如教師及醫護人員,會被法例要求舉報懷疑兒童受虐個案。這種「強制舉報」的做法,是否也適用於本港?

港設通報機制 惟亦有知情不報

香港已就虐兒個案設有若干通報機制,根據社會福利署發出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2015年修訂版)》(《程序指引》),校長可視乎需要,徵詢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社會工作主任的意見,或經社署部門熱綫舉報懷疑虐兒個案。如果個案可能涉及刑事罪行,則應向警方舉報。此外,不少與兒童經常接觸的專業人員,都會舉報懷疑虐兒個案。在2018年,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便接獲超過900宗虐兒的新轉介個案。

但在部分專業人員主動舉報的同時,「知情不報」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有學者在2006年成功訪問171名普通科醫生,95名受訪醫生表示行醫期間曾經遇上虐兒個案,但這當中只有35.8%會舉報每一宗懷疑個案,40%則從未舉報。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今年5月發表的一份諮詢文件,指出要防止受害人受嚴重虐待,關鍵是及早發現和介入。文件提到香港雖然政策上提倡舉報虐待個案,但並非強制,而外地部分司法管轄區,則以法規訂定強制舉報虐待個案的責任,否則可能遭受刑罰。以澳洲的個別州分為例,當地的醫生、護士、教師、校長、心理學家及幼童工作者,假如知悉、懷疑或相信有兒童曾經或正在被虐待或忽略,必須舉報。

倘實施強制 忽略最佳轉介時機

但另一方面,對強制舉報有保留的也不乏例子。去年英國政府回應相關諮詢時便提及,強制舉報未必會讓更多兒童受保護,反而可能令人忽略了轉介個案的最佳時機,以及導致轉介個案上升,使當局難以識別重要個案。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英格蘭沒有強制舉報,但虐兒個案的轉介比率,還高於有實施強制舉報的美國和澳洲。

在本地,也有意見認為應從長計議。其中,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曾以美國為例,指當地雖然實施了強制舉報,但人手卻追不上大增的舉報數量,稱如果強制舉報令等候處理的時間延長,並非一個真正的安全網。

個案數量大增 分流識別高危

由此看來,若然香港要實施強制舉報,必須配合其他措施,以識別高危個案。

在澳洲,部分地區會以分流措施,協助當局分辨真正有需要的個案。其中,維多利亞州的政府指,如果強制舉報者非常擔憂某些兒童的福祉,但相信他們不致遭受重大傷害的風險,在不會影響兒童的即時安全下,可將個案轉介至專門提供家庭服務的團隊Child FIRST或The Orange Door。在這種分流模式下,有責任強制舉報的人士必須得到足夠訓練,從而判斷在甚麼情況下該直接舉報,何時應向Child FIRST或The Orange Door求助。

在香港,現時社工一般也會擔當上述的分流角色。根據《程序指引》,遇上懷疑虐兒個案的社工,應受理有關個案。若個案屬性侵犯及嚴重身體虐待,則可向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或警方的虐兒案件調查組舉報。其他類型的虐兒個案,則可向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轉介或舉報。

提供訓練 有助前綫判斷舉報

《程序指引》又提及,在受理或轉介個案前,負責的社工應向資料提供者或轉介人蒐集基本資料,包括其姓名、地址、有關兒童的姓名、所在地點、有否即時危險,以及虐兒的性質、發生日期及受虐的頻密程度等。社工亦應根據初步蒐集的資料或受理面談或家訪時的觀察,評估是否有理由相信有關兒童曾遭虐待或正受到虐待、兒童是否急需醫療服務,以及是否有理由擔心曾發生虐兒事件,再按此作出跟進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分流系統,資源有限的問題仍會存在。如果實施強制舉報,訓練專業人士判斷虐兒情況,將是十分重要的配套措施,以避免人們事無大小都舉報,加重分流系統的負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去年曾表示,政府會以開放態度聆聽關於強制舉報的意見,日後會作出決定。若然香港最終決定實施強制舉報,是否分流、如何分流、有否配套措施,以至能否保障兒童的利益,都值得當局進一步思考。

新呈報至社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的虐兒個案,近年有上升趨勢。(資料圖片)

機構 : 智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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