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長聯手 開鑿溝通出路

評論版 201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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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專院校的校長陸續跟學生會面,聽取同學的感受和意見,也嘗試闡釋自己的看法與立場。雖然不少學生對其校長回應不滿,但從整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之角度看,這已是很難得的一小步:

院校校長見學生 邁出一小步

畢竟自6月12日以來,我們似乎沒有看過跨世代互相溝通的場面,而只是持續見到衝擊、打鬥、跪求、佔領、指罵、羞辱對方的影像;即使有人發言,大多數報道只見各人按既定立場作分享或大叫助威。就連最接近可以互動的記者會或回應提問,卻總是官員自說自話,記者圍剿官員。相比之下,學生跟校長聚會,起碼算對談,並偶有交流。

溝通機會如此難得,斷不能輕易放棄。既然群眾對特區政府是如斯的不信任,大家就應該更加珍惜現在各大學校長尚未消逝的能量:一種背後代表用理性與智慧去研究求真的力量。

例如上周本欄提過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局限和某些盲點,無獨有偶,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在8月1日提出可考慮成立「真相委員會」,目標在於了解事實而非指摘--意思是待社會整體明白連串事件的關連後,便能夠名正言順地作跟進(包括提出檢控與否)。

組校長聯盟 提尋找答案流程

當然,這只是錢校長一家之言,影響力再大亦終究有限,在輿論層面也未有造成很大回響。假如多幾位校長聚頭,共同商量這個建議,效果就肯定不一樣。再推一步,若然全港所有大專院校的校長破天荒聯手,提出一套有機會讓香港人尋找答案的流程和方法,那起碼可以讓各階層及不同年齡層的市民,得以有多一條路徑作選擇。

留意:校長們只需要提出「一套尋找答案的流程和方法」(即methodology),卻不用提出任何具體答案,皆因任何答案須先達致社會共識,始可推行,更不可以由任何一小撮人說了算。他們需要引導香港人一同思考的問題至少包括:

-除獨立調查委員會外,有沒有其他機制適用?有哪些外國經驗可參考?

-是否叫「真相委員會」?會否有其他更易令人明白和減少誤會的名稱?

-問題該怎樣分類?即宏觀而言,目前有多少個急需解困的「大問題」?

-應用甚麼方法讓港人參與?過去的公眾參與方式沒用的話,可以怎做?

組成「校長聯盟」來釐清思考和討論框架之好處,是上述問題可以用較學術的方式來探討,避免跌入「政治問題必須透過政治解決」Vs「其實歸根究柢是要解決年輕一代向上流的問題」,這種就議題性質方面的爭拗。再且,讓香港社會各界就討論題目為何、要探討的範圍到底有多大等範疇,先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往往令以後的辯論更為聚焦,亦因而更有可能達到共識。

何況,由大學校長們牽頭組織這種超大型討論,也令以下幾個棘手問題,比起由政府負責,相對更容易解決:

-應該在哪個「中立場地」進行討論?

-應該由誰主持討論(即facilitators)?

-應該由誰負責記錄討論的過程和結果?

固然,要一眾大學負責提供場地、人手、器材,資源上可能會極為緊絀,除了由公帑支付額外的費用之外,亦有可能需要延遲3至4星期開學。這當然對教學時間表有極大影響,但觀乎目前學界不論學生還是老師的高度投入和參與,即使準時9月開課,也不見得會出現良好的學習氣氛。

紅十字國際委會 可擔當調解

反而用整個9月在校園內舉行大型研討會,或許能締造緩衝空間:既令學生重返校園思考後續答案,也讓社會各界踏足大學,嘗試理解下一代的苦惱與盼望,從而可以更有效互動溝通。

要促成以上解困出路,還有兩大關鍵:

首先,要有具世界級水平的facilitators。這方面可請教國際紅十字會:紅十字會除了賑災、備災、衞生以至青年及社區服務工作外,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根據《日內瓦公約》授權,監察戰俘待遇及主動提供人道援助。香港當下的情況自然未惡化至國內武裝衝突,但曾經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做過調解和溝通工作的前綫人員,總可以分享經驗,讓香港人學習他們如何在極大壓力的情況下,雙方嘗試化解矛盾。

事實上,筆者亦訪問過一位在香港長大、曾經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工作的青年人,他到過阿富汗跟武裝分子談判,亦在緬甸處理過羅興亞人遭迫害的問題。另一方面,我也認識一位曾到印度北部處理部落衝突的年輕調解專家,這些調解方面的「奇人異士」應該幫得上忙,為目前的香港解困。也許讀者會奇怪,為甚麼這些人年紀輕輕,卻獲得武裝分子或部落領袖的信任,願意跟他們溝通?他們解釋,因為不少地方的政治領袖均擔心外國勢力入侵,故多數不肯和美國人以至白種人(或泛指高加索人,即Caucasian)談判,反而相信英語能力好的黃種人!

給持份者轉身空間 「撤回」成藥引

從這個角度看,由於中央高度關注外國勢力在《逃犯條例》修訂衝突中的角色,由香港人聯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這類機構提供調解支援,比其他跟英美有關的非牟利團體來說,應該較能夠獲北京接受,故可行性亦較高。

最後一個促成解困出路之關鍵,是要提供一個藥引,好讓不同持份者有空間轉身。就這點來說,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上星期公開表示,已經去信行政長官建議政府清楚向外界表明「撤回」修例。張校長事隔了那麼久,才突然寫信予特首作出正式提議,箇中是否有何部署,尚未可料;但純粹從推演角度,倘「撤回」成事,則乃上佳藥引:畢竟這是反修例者的最初訴求,亦一直是「五大訴求」之首。至於香港人會不會借藥引而服下「溝通互動」此良方,還是擔心政府有陰謀而繼續衝擊?那就在一念之間。

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表示已去信特首建議政府清楚向外界表明「撤回」修例,倘撤回成事,則乃上佳藥引。(資料圖片)

撰文 : 黃永 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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