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戰歷史拐點 中國應怎「大國崛起」?

評論版 2019/08/16

分享:

近代以來的國際秩序,普遍認為是從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開始的,隨後是1815年法國大革命失敗後的「維也納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華盛頓秩序」,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兩極爭霸的大國秩序。從前述這些「秩序」可以看出的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秩序」主要是通過武力和戰爭來塑造的。

強國廝殺 爭規則制定話語權

隨着以「蘇東劇變」為標誌的「冷戰」結束,從而出現維持至今的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格局的建立,體現的是現代社會的國際秩序已經逐漸開始通過非武力性質的國際規則來建構。不過,「非武力」並非不代表衝突不劇烈,遠的好像「鐵幕」下的美蘇「冷戰」,而最近的則體現在持續一年多的中美「貿易戰」,以及似乎已初具規模的「科技戰」和「貨幣戰」,乃至未來可能會出現的「能源戰」和「金融戰」。

這些沒有硝煙的「戰爭」,往往是因為不同國家在貿易和金融市場的爭端而起,並通過國家間在國際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上進行博弈。由此可見,無論何種「戰爭」模式,最終都會以「規則戰」告終,實現國際秩序的重新構成。

深究「貿易戰」肇始緣由,簡而言之是美國認為中國自2001年加入了WTO以來,利用WTO規則下的「漏洞」,通過不公平的貿易手段佔了美國的「便宜」,因此希望通過對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的方式來更正這種所謂貿易「不平衡」。不過諷刺的是,WTO恰是美國在二戰之後主導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標誌之一,而加徵關稅這種手段也正是違反WTO規則的。

事實上,早在奧巴馬政府時代,美國就已經希望「另起爐灶」擺脫WTO規則束縛,而當時的嘗試是制定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一國際貿易新規則來實現。不過,隨着不喜規則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上台,TPP早已「胎死腹中」。現在,以「美國優先」為名而行「貿易保護」為實的美國,只能通過向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國家揮舞「貿易戰」大棒橫衝直撞,而中國這個被西方國家認為並非完全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倒成為了「貿易自由」及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的堅定捍衞者。

因此,強國間在國際貿易、科技、能源和金融等領域的博弈與廝殺,其實都是在國際政治領域對規則主導權的爭奪。對於國際規則來說,具體體現方式就是國際法,而正是國際法才使得國際秩序的演化成果能夠積累下來。

普遍公認的國際法之父是17世紀早期的荷蘭人格老修斯。不過,在國際法學界還有個說法,認為格老修斯的理論淵源事實上來自於16世紀的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

作為發迹於「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以及之後號稱「海上馬車夫」的荷蘭,他們當時所建立起來的國際規則,從表面上展現的是「弱肉強食」,但深究才會發現,其實國際秩序最重要的基石就是講求規則。所以,在國際博弈當中,誰能率先建立標準,而且能夠把這個標準以邏輯自洽地方式解釋清楚,從而掌握這套標準的解釋權,那麼誰就會獲得更有優勢的地位。

貿戰升級 顯全球失序碎片化

正是因為這種超強的國際法秩序的建構能力,再輔以船堅炮利,才使得西方列強在近代能夠迅速居上,遏制住其他在古代原本發達的文明和地區。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麼雖然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征服了大半個世界,但在蒙古帝國崩潰之後,卻沒有留下甚麼遺產。相反,西方人征服了世界之後,雖然殖民帝國也已隨着上世紀民族解放運動而煙消雲散,但卻通過一整套規則系統,構建了現代秩序運轉的基礎。

同樣,以筆者所從事的航運和貿易法律來說,雖然英國港口吞吐量全球排名靠後,英國船隊規模很小,但正是因為通過以「普通法」為基礎的英國法掌握了對國際航運市場規則的解釋權,英國在航運金融、保險和爭議解決等領域依舊佔據主導地位,倫敦也是當之無愧全球獨一無二的航運中心。

而其他後起的國際航運中心,例如香港、新加坡、上海等,雖然可能在船舶註冊噸位或港口吞吐量方面早已遙遙領先倫敦,但無不是基於英國普通法構建的國際航運規則在運轉。

隨着歐洲民粹主義思潮湧現,逆全球化來勢洶洶,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為基礎的全球自由秩序正面臨嚴重的系統性危機,中美「貿易戰」乃至擴展到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各個領域的各種紛爭,只是全球治理處於「失序」和「碎片化」的集中體現。

一帶一路 重建海洋大陸秩序

有危就有機,中國能否借助國際秩序轉換和重塑的歷史拐點,成功進入全球治理體系中,參與到體制改革和規則制定,確實關乎中國是否能夠實現「大國崛起」的關鍵。無論是成立亞投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都在努力傳達出明確的資訊,即中國並非要顛覆現有的全球秩序,而是要做一個規則「接受者」,繼而成為規則「制定者」。

上述國際秩序中可以看到的另外一個共同點是,無論是西班牙、葡萄牙還是荷蘭,再到英國和美國,都是通過稱霸海洋,掌握全球貿易鏈條,從而成為全球霸主。而那些陸地霸主,例如奧匈帝國、俄國、法國和德國等,卻大多只能形成一個區域性的霸權秩序。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雖然海洋是相對自由的,但海權卻是可以相對獨霸的;雖然陸地是相對封閉的,但陸地上的格局卻總是多雄並立的。

傳統認知上,中國顯然是一個陸權國家,但正是由於全球海上商品物流的最大份額掌握在中國手裏,中國卻通過「貿易霸主」的身份在海洋世界裏佔據相當大分量,從而威脅到通過強大軍事實力依舊控制海權的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這也是為何美國急切希望通過各種「極限施壓」的方式,重新奪回其在貿易領域的霸主地位。相反,自從中國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開始,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嘗試連接海洋和大陸兩個區域,參與全球秩序規則制定。

港要有作為 關鍵掌握自己命運

在去年11月接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習近平主席曾寄語港澳人士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多作用,支持國家參與全球治理。顯然,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施行基本法的地區,可以作為紐帶讓中國更緊密地跟世界的海洋區域相聯繫。而如前所述,普通法體系就是規範整個海洋世界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法律邏輯。中國通過香港,就有了一個與海洋世界形成無縫連接的接口,並且通過香港參與全球秩序規則的構建。至於能否充分發揮香港在這方面的所長,從而切實貢獻國家真實所需,從今天的局勢來看,就在於香港是否能首先把握住自己的命運了。

中國能否借助國際秩序轉換和重塑的歷史拐點,成功進入全球治理體系中,參與到體制改革和規則制定,關乎中國是否能夠實現「大國崛起」。(資料圖片)

撰文 : 劉洋 希德律師行法務總監、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副會長

欄名 : 中美世紀博奕

緊貼財經時事新聞分析,讚好hket Facebook 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