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波 解困之鑰在政府

評論版 201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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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修例而引起的訴求持續,市民與警方屢爆衝突,雙方仇恨不斷升溫。不過,周日在維園破人數紀錄集會(人太多變成了非正式的遊行),卻又再度是和理非主場的示範。

在這風波不斷的日子裏,我們也應該是時候整理一下思緒,看看能否從一些知識和思想裏尋求出路。既然社會上不少人在討論反暴力的問題,這次我們就由最反暴力的「和平主義」(Pacifism)談起。

不去查找不足 如用火水救火

人們對「和平」的普遍印象,當然就是諸如反對暴力,甚至反對有正義戰爭等的想法。這些第一印象並沒有錯,但不能視之為和平的全部意義,甚至不能視為和平的本質。這裏的根本問題是,這些想法都是基於「反對」另一些事情(如暴力、戰爭等),本身只有消極的意義。這樣的「和平」,猶如只依附於其他事物而存在,並不足以成為很重要的道德價值。

要使和平變得重要,必須要有積極的意義才成。對於怎樣才算是和平的積極意義,是現時和平主義者的重要研究課題。研究的方向,可以是把和平視為固有價值(Intrinsic Value),亦要探討和其他重要價值之間的關係,例如正義、仁愛、德行、幸福等。有些和平主義者會說和平本身就包含這些價值,又或者這些價值都要建基於和平。不論和平是否最終的價值,我們至少知道,和平主義者不會只把和平限制在消極意義,而應該繼續努力尋找當中的積極意義。

特別花了些篇幅談論和平主義,是因為要表明,即使和平主義是在理論上最反對暴力的學問,但也不會只奢談反對暴力,然後就劃上句號沒有下文。消極的和平主義(Negative Pacifism)固然可以是和平的起點,但積極的和平主義(Positive Pacifism)才是更重要的道路及終點。由此來看,單是鋪天蓋地的批評有人(不論是市民或政府)使用暴力,卻不去尋找根源查找不足,不僅對改善現況沒有幫助,甚至根本是坊間所講的「用火水救火」。

對症下藥 誰最有位置資源做事

所以要改善情況,必須對症下藥;而在這問題上,也必須要看清楚,誰最有位置和資源做事。在這問題上,不妨引用「政治和平主義」(Political Pacifism)的思路。與「個人和平主義」(Personal Pacifism)強調個體的非暴力不同,政治和平主義更着眼於擁有主權或公權力的政府應該做些甚麼,又應該對甚麼事情要有所節制。例如不少政治和平主義者都十分反對現代的戰爭,因為這些戰爭往往動用到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傷及無辜。一般而言,普通人很難獲得這些武器,所以着眼點便在於要如何限制有能力得到或使用這些武器的組織,通常就是指各地的政府。

對話平台沒傳召權 恐欠公信力

政治和平主義與香港現時最有關的地方,在於到底政府會否堅持和促進一些和平的積極意義,還是根本只是用反暴力的幌子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和不作為。民間對五大訴求有基本共識,只待政府推動便可以就細節問題展開討論。另外,坊間有一些提議固然很大膽,但就算最終大家覺得不可行,至少值得拿出來討論。例如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提出應考慮對各方的大特赦。這一點,其實在月初一個逾400位不同界別、跨政治光譜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聯署中亦有提到(利申:筆者有份參與這個聯署)。就算這些建議太大膽,不為激進的保守藍絲所喜,但政府不應因此漠視其他人的意見。

目下困局的另一問題,亦源於政府的作為文不對題,亦不肯嘗試有效積極的和平方法回應民情。例如提出建立對話平台,就算是由退休法官主持,但根本不知能與何人對話,而且這些平台如果不是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而成立,根本沒有獨立傳召或調查權,難免不夠公信力,只能淪為吹水會。至於用監警會調查,問題已不止是警察濫權那麼簡單,政府一味把調查責任推給監警會,難怪連其主席都在訪問中頗有微言。

政府之施政與民眾訴求南轅北轍,理性討論空間日窄。當政府或其支持者不斷渲染示威者是外國勢力干預,甚至宣稱市民是曱甴(「曱甴」一詞是盧旺達大屠殺時所用的非人法dehumanization用語,用上此詞實在是萬惡不赦),但抗爭者中已有多人寫好遺書不惜以死明志,這樣的殘酷現況當然令得社會很難正常地走下去。然而,民意如洪水,永遠都是宜疏不宜堵,這是中國先賢流傳下來的智慧,也是提倡積極的政治和平主義者的想法。而擁有龐大資源的政府,才是能有效地做好疏導工作的人。現在社會不是沒有人努力找尋溝通和解的方法去回應五大訴求,問題是政府是否永遠要被激進保守分子綁架,與全民為敵?

本港由反修例而引起的訴求持續,市民與警方屢爆衝突,雙方仇恨不斷升溫。要解決當前困局,需由擁有龐大資源的政府,才能有效做好疏導工作的人。(資料圖片)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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