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除舊思維 香港困局始可解

評論版 2019/09/21

分享:

早前政府終於由「暫緩」變成「撤回」修例,算是答應了五大訴求之一。這到底是回應民意的開始還是終章,仍有待考察。值得討論的是,政府和其支持者到底應該以甚麼態度和思維來看待事情。

針對幕後黑手 應先反思不足

早陣子坊間流傳過的一個頗為荒謬的說法,指有外國勢力大量資助的臥底,長期潛伏在香港政府內,正在裏應外合反中亂港云云。這講法很荒謬,可是說者言之鑿鑿,甚至有「佐證」;例如說有些人學生時代曾參與社運、加入政府後曾派駐英國、一家人疑似有外國國籍等。這些所謂的「證據」,固然是十分荒謬,但要否定當中的錯誤,卻又十分浪費時間。即使這個傳聞如此不合理(上面說了三次「荒謬」,因為很重要!),但帶來的現象卻值得思考。相信這些「另類事實」猶如活在平行時空,但其他人要指出他們相信的東西不合理,卻甚為大費周章。

然而,類似的誣陷這些年來卻是大行其道,甚至成為「指導思想」。不幸的是,現在就是有人堅決認為,香港這幾個月來的示威抗爭,就是有外國勢力介入,就是有幕後黑手,甚至認為解決方法,就是把所有幕後黑手揪出來,社會自然就會回復昔日的平靜。用這樣的思維去處理香港現時的問題,難怪會愈搞愈亂!

那麼,怎樣才算是對症下藥?首先就是必須撇除舊有思維,例如很多人接受不了有民眾自發這回事,總覺得群眾只會受指使走出來,就是頗為落後的思想。問題其實可以很簡單,現在只是所謂的「燈下黑」,政府不斷查找各方不足,卻沒留意是自己出了問題。問題根本就是當權者的施政有嚴重失誤,迫得部分市民群起抗議。

而且,這不是偶爾的單一事件,而是不斷累積下來的失誤,才會引致群眾那麼憤怒。回顧歷史,本來由3月到6月民意不斷升溫時,政府便應好好回應,去到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後,那時暫緩修例再建立各方對話平台,或者還可以有效控制情況。但政府在6月9日晚卻竟然當一切如常準備繼續推動修例,然後6.12出現衝突後,已是積重難返,再有6.16的二百萬人大遊行,民意變成五大訴求。之後政府基本上都是對民意後知後覺,到了9月才知要撤回修例。試問這樣的施政,怎能令人信服?

創造和平空間 政府可做更多

如果還是不明白的話,我們不妨由最基本上的政治學理論來說明之。政治哲學家談到政府的認受性或合法性(Legitimacy)時,即使不談論道德對錯,亦可從最基本的人性談起。例如在一個弱肉強食、不講道理,每個人只講私利而沒有道德或公義的野蠻世界,只有以武力和戰爭解決一切。明顯地,這樣的世界並不美好,甚至最終可能不會有多少人能生存下去。所以人與人之間會制定契約,並建立一個政府去監督和實踐契約,以避開上述那種所謂「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Hobbesian State of Nature)。由這套思想延伸出來的一個重點是,政府的功能應該是要令社會避免只能以武力去解決一切紛爭。又或者反過來說,如果一個政權只能靠武力而不講道理去維持其管治,是必然不能持久的。

這種思想,某程度上也與筆者上次談到的積極和平主義(Positive Pacifism)與政治和平主義(Political Pacifism)相通。我們都支持和平,但和平並不止是停留在「我們反對暴力」,然後就劃上句號。我們需要做的,是盡一切努力去創造與促進和平的空間。而在如何積極促進和平的問題上,我們會對有公權力的人有更高的要求,因為他們壟斷了社會上大量的資源和話語權,理應有更大的責任去維持和平。因此我們應按比例向當權者問責,而非對無權者踐踏。

不是小孩要糖 是員工應盡本份

這些道理,原本應該甚為容易明白,可是在香港獨有的體制下,卻又變得恍如天方夜譚。例如盡力實踐市民的訴求,本來就是所有從政者應付之責任。像我們的政府那樣幾個月來公然否定民眾要求,直到整個社會付上如此沉重的代價,局勢甚至影響整個世界,這時才稍為回應一個訴求,但仍未完全滿足民意的做法,實在是在任何正常政制下都不應出現的。

有人把現時的情況比喻為小孩哭鬧而父母不給糖,這實在是比喻失當的講法。更好的比喻應該是,如果股東對公司職員有所要求而後者卻做不到,那麼恐怕就是職員要引咎辭職之時。如果覺得股東們意見不一致,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開股東大會決定事情。這個比喻當然有很多值得斟酌的地方,畢竟社會的結構比公司複雜得多;但以簡單的家庭結構來比喻複雜的社會就更加比擬不倫。或許,我們現在面對的困境是:到底我們是股東、家人、甚至只是奴隸?值得大家深思。

撰文 : 陳成斌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

欄名 : 國是港事

緊貼財經時事新聞分析,讚好hket Facebook 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