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世界觀衝突 怎覓兼容方案?

評論版 201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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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來香港因反修例的後續抗爭衝擊和對峙不斷升溫,網上網下的爭論亦一直未有止息,代表「黃營」與「藍營」的兩大勢力碰撞與叫囂不斷。其實這或許正代表了兩個極不一樣的世界觀的衝突。而這又可於月前香港電台的一個對談節目「對陣」雙方嘉賓的觀點體現出來。

節目請來了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與香港傳媒人陶傑。從二人的對話,不難看出他們也是從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去理解香港現今的問題和處理方法。陶傑將是次香港的政治危機定性為「民主抗爭」,指港人視中央為敵人,並處於根本性對中國的抗拒,將青年人的抗爭方法嘗試以「官逼民反」的論調合理化。相反,胡錫進則認為這次社會運動乃社會經濟不平等及「反中亂港」行為所導致,並指外國勢力及煽動性的反對派必須為青年人的激進負上責任。

民主抗爭VS反中亂港 各有演繹

在一國兩制之下,兩個來自不同制度的持份者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危機有着不同的演繹框架(framing)——在認知心理學上,「框架」意指個人對世界做出描述及詮釋時所依賴的一系列既定假設和形象。而不同的理解和判斷的背後,是充滿價值、哲學和理倫層面的矛盾。網上曾經有張流傳甚廣的照片,以一個角度看是一個花瓶的形象;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卻是兩張人面。兩個出發點既然不同,看到的世界也自然不一樣。

先互相了解 冀拉近彼此看法

若要將南轅北轍看法的距離拉近,就需要詳細研究及理解對方的觀點,並找出自己持有的觀點與對方的分歧。很多時,分歧是不可根本性解決——雙方皆不會、也不需對對方「認輸」。政府及坊間只有用兼容的原則,才能建構讓雙方較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在香港的政治境況裏,「一國兩制」是問題的癥結,因為「一國」跟「兩制」往往引發矛盾。可是弔詭的地方是「一國兩制」也是拆解問題的最佳辦法,其成敗就要看雙方能否互相容忍和了解,因為它的本意正正是要包容到兩個制度下人民各自對政治現況的不同演繹及價值觀。因此,「一國」與「兩制」的維護同時重要。

訴求只是表徵 市民要改革決心

可惜的是,特首早前提出的四項善意回應,基本上好像沒有充分考慮香港市民從何理論框架作出「五項要求」。在她的眼中,回應「一大訴求」已經是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讓步,並且視之為直接回應示威者訴求的終極安排(be-all-and-end-all)。

但其實這些訴求只是表徵,實際上市民最想見到的是政府願意聆聽及拿出糾正結構性問題的決心。而這個結構性問題並不局限於官方定性的「經濟矛盾」或「階級鬥爭」上,更包括政府多年來在管治上與市民的期望脫節。可是,中央、香港政府及部分建制派卻堅持法案已被撤回,不同持份者都應向前走,合作找出社會深層問題的原因和共建對策。所以,很明顯港人和政府有着不可解決的矛盾。

「港人為本」精神 須融合中央利益

尋求兼容兩制的解決方案是充滿挑戰的。短期方面,特首和領導班子要充分地安撫民心,才能讓市民接受以一國為本的方案,因為大部分港人對國家不是有着根本性的排斥,而是除了對國家一直認識不深之外,港人在過去22年回歸的日子裏,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仍未能建立深層的認同,從而構建出一個惡性的排斥性(antithetical)框架,令港人對政府所推行的任何政策和法例皆表示質疑,尤其是與國家有關的。長期方面,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是提出一個在一國下能兼容兩制文化價值差異的管治方針。香港需要能按着「港人為本」的精神與中央利益融合,一個「有為而治」的政府,才能走出香港如今的困局。具體而言,要找出能兼容兩制的管治班底,也許確實需要一個符合中央框架及港人利益的普選方案。

香港需要能按着「港人為本」的精神與中央利益融合,一個「有為而治」的政府,才能走出香港的困局。(資料圖片)

撰文 : 宋陳寶蓮 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理事
黃裕舜 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理事
王柏林 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理事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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