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暴力見頂 各方部署後暴亂時代

評論版 201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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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條例》修訂引爆的街頭暴力抗爭已歷時5個月,街頭暴力動能有見頂回落迹象,各方正為「後暴亂時代」作謀劃。

雖然今次反修例運動街頭動亂的強度及長度遠超各方估計,但暴力示威除非有動能可將之不斷升級,否則就會出現見頂回落趨勢。近期就有幾點迹象顯示此回落趨勢。

「收兵」訊號起 良性循環漸現

一個重要指標是特首林鄭月娥上月4日宣布動用緊急法推反蒙面法,本來應是暴力示威者升級暴力的契機,與港府大決戰;但獲美國副總統彭斯等反華鷹派接見、被視為今次反修例運動重要推手的黎智英,卻在兩天後發文《這不是硬拼的時候》,呼籲不要將武力升級,策略是以道德權威消耗對方,而不是激烈對抗贏取對方。外界指他發出「收兵」訊號。

伴隨着大佬級人物的發話,反蒙面法惹來的街頭暴力示威短暫提升後,很快就見緩緩下降,暴力示威主要集中在周六或周日,參與人數亦減少,令警方執法拘捕示威者變得較容易,亦令示威者被捕風險增加,此良性循環有望進一步遏止暴力。

示威蔓延海外 外國情熱減退

另一降溫原因是外部環境的改變,香港示威者一直寄望挑起國際制裁中國,以迫北京向他們讓步,但外部對香港示威者的聲援正在減弱,而變化最大的正是示威者寄望最殷的美國。美國總統特朗普就香港示威的多次發言,都未有發狠話,並與中美貿易談判掛鈎,怪不得有美媒指若中美能簽首階段貿易協議,他會在香港問題「收聲」。

特朗普無疑只將香港作為談判籌碼。這亦解釋為何美國民主黨控制的美國眾議院快速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但控制參議院的共和黨則拖延對有關議案表決,就是免卻為共和黨的特朗普在談判上添亂。

此外,外國媒體對香港示威者的關注及報道正不斷減少,已沒有了暑假時的熱情,除因香港暴力衝突已變成例行公事般外,亦因香港暴力示威正向外傳染,如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騷動、倫敦的環保示威、紐約的環保及反鐵路打擊逃票示威,很多招數就是抄襲香港,令示威暴力加劇,或許是這些切膚之痛,令西方讀者也厭倦香港的示威報道。

可見內外環境都令暴力示威動力見頂及慢慢退潮,雖然其間仍可能因一些突發事件令局勢波動,暴力示威回升,但大方向應是緩步回落,而各方亦已為後暴亂時代作部署。

反修例主戰場 矛頭轉移區選

其實反修例的主流力量亦知暴力並非長久計。據觀察,他們早已將主戰場轉向權力爭奪,雖未能迫使中央換特首及讓對己方有利的人上位,但矛頭已對準區議會選舉。2003年7月反23條立法成功,導致泛民在同年11月區議會大勝,今次反修例的反建制能量更大,反對派在區議會大勝可期,繼而可乘勝追擊,搶奪明年立法會選舉過半數議席,從而可利用立法會平台擴大反政府能力。目前反對派焦點就是確保區議會選舉如期11月24日舉行,因而不斷警告港府不能押後選舉。

反修例陣營背後亦正斡旋推動成立類似南非當年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特赦暴動人士鋪路。有關建議亦獲政府內部的溫和派支持,但關鍵是中央會否認為這種權宜做法會帶來後患,變相鼓勵反政府人士未來作出更多暴力抗議。

習親見林鄭 利穩港府軍心

中央對「後暴亂時代」亦作出三項重要部署:包括一、中央最高層國家主席習近平及負責主管香港事務的韓正透過接見林鄭,向她及團隊派定心丸、穩定軍心;二、中共四中全會透露了治港政策的大方向,是中央將利用憲法及《基本法》權力,加強維護國家安全;三,韓正明確提出,行政、立法、司法都有責任「止暴制亂」。

對於香港政策的落實,關鍵仍是香港管治團隊的能力。中央對林鄭處理反修例風暴,應有很多不滿意,她的緩靖政策更惹來本地建制的強硬派不滿,街頭暴亂長達5個月而不息,她亦難辭其咎,但更換特首,始終知易行難。因為在此時勢,中央要找到一個能頂得住強大壓力又有政治手腕的特首並不容易,就算這位特首足夠強硬,他或她亦只得一個人,能否建立一個有力的管治班子、驅動公務員系統執行其政策,都是極大疑問。

習近平周一在上海召見了林鄭,表示中央對她高度信任,韓正周三見林鄭時亦力挺她和警隊,就是為了穩定港府軍心,並希望林鄭管治班子能汲取教訓,盡快做好止暴制亂,落實中央後暴亂時代的策略。

對於中央在後動亂時代的政策綱領,剛結束的中共四中全會就有了定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就點明,中央對香港提出五點工作任務和要求,當中最值得關注的兩點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以及「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即中央要按憲法和《基本法》規定,強化對香港事務管理,以確保國家安全,由此衍生多項具體工作。

倘頒國安法例 香港反彈勢大

其一,香港要「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執行機制」。經歷今次風暴,中央更確信外部勢力正利用香港作為最前沿基地,要和平演變中國,故香港有更大迫切性履行《基本法》23條責任,立法保障國家安全。但這場風暴後,中港之間的矛盾只怕易升難跌,在2047年前都難有林鄭所說的合適立法時機;若中央判定香港無法自行立法,那中央按《基本法》將內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頒布在香港實施,就變成最可能的選擇,這亦勢必激起港人及外部勢力更大規模反對,中央如何衡量箇中的風險與回報?

其二,有關中央要「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力」,具體範疇不只是沈春耀提及的「完善中央對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中央早在2012年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按時任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解釋,要把《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具體措施至少包括:(1)完善特首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況、重大事項的制度,把特首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2)完善與特首和主要官員任命相關的制度,把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3)完善對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度,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

行政立法司法 中央皆有微言

有關提議在過去7年備而未行,無疑是顧慮香港可能出現的反彈,現在一方面中央覺得香港對國家安全的維護不足,有關措施有更大迫切性實行,另一方面實行時的香港反對聲音必然更大,中央及港府能否作出有效平衡?

至於沈春耀提到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亦已變成一個重要防禦機制。以筆者所知,中央曾研究若反對派在立法會取得過半數,並藉此挑戰中央時,中央如何應對,招數之一是就立法會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列明哪些行為是不擁護、不效忠,以此規範議員,甚至取消其議員資格。這些壓箱底招數,是否已到了必須使用之時?

其三,韓正會見林鄭時點出當前急務仍是止暴制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對此有共同責任,這無疑隱含中央對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批評。

對中央而言,現時的行政機關除了警察獨力承擔止暴制亂工作外,其他政府部門不是添煩添亂就是袖手旁觀,連最基本的份內事如清潔連儂牆、制止暴徒放火、維護學校秩序等都未有盡責做好;立法機關內,反對派事事打擊政府是預料中事,但建制派內一些與商界關係密切的議員,其言行形同支持暴亂,親中政黨如民建聯等亦未能有力地反對暴力。

硬手段若實施 短期必然震盪

中央對司法機關的微言亦愈來愈多,在暴亂頻繁爆發當前,司法機關不單沒有如2011年英國法庭般成立特快法庭,從快從嚴審理暴亂案件,阻嚇暴亂,更對一些如侮辱國旗行為予以輕判,變相鼓勵有關罪行。然而,不滿歸不滿,就算是習近平早在2008年時已提倡香港三權合作,但中央卻無計可施。

經歷這場政治風暴,香港與中央政治制度上的矛盾充分表露,對有關矛盾中央不是不知道,亦非沒有準備對應手段,問題是這些強硬手段一旦實施,短期必然帶來更大震盪,能否換取長期穩定卻是未知之數。

內外環境都令暴力示威動力見頂及慢慢退潮,雖然期間仍可因一些突發事件令局勢波動,但大方向應是緩步回落,而各方亦已為後暴亂時代部署。(資料圖片)

撰文 : 曾仲榮 資深評論員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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