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恐未轉向 揭背後心理因素

評論版 201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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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警務處處長本周上場,新人事未知會否帶來新作風,但政府看來還是要防守,也就是繼續捱打。

區選在即 暴力不斷升級堪憂

由於即將來臨的周日就是區議會選舉,故部分建制派議議員已按捺不住,連番狙擊官員不作為。暴力不斷升級,累積到今天,自然有意見提出宵禁,隱藏信息似乎是:有需要以實彈鎮壓--但生命可貴,不可輕言--何況5個多月前的6月12日,警方尚在武力清場之初,便已經引發群情洶湧,今日倘再加壓,藍黃深淺各方累積的情緒一次過爆發,警力怎能應付?

因此坊間另一說法,是必須等待和理非這個群體「民情轉向」,始能真正平亂,否則清場後再佔領、復修後再破壞,終究無日無之。不少建制派亦甚困惑,為何破壞程度那麼激烈,和理非仍然未割席?

和理非與勇武 陷苦戀互依存

最根本的理由也許較想像中直接:就是很多和理非本來就「充滿愛」,所以不忍心。有藍絲會形容這是「縱」或「寵」,可是這種說法從一開始就有偏差:因為和理非與前綫暴力抗爭者處於某程度上的互相依存關係,所以再說這也不是「由上而下」的縱或寵。

畢竟,人的情感複雜而又多層次,一般很難概括而論,特別是香港政治持續在低氣壓近半年,人與人之間許多關係要維繫,根本已非常困難--「和理非」明明崇尚和平,為甚麼卻不斷接受日趨嚴重的暴力衝擊,那怕一早超越自己原來(甚至從來沒有想過)的底綫?

從輿論所見,過去一周確有許多和理非想暴力示威停止,可是一被質問:「我已經如此落力,你還想我怎樣?有其他辦法嗎?」和理非便往往語塞,答不下去,於是只好讓對方繼續。要形容這種「又心痛又不能阻止對方」的狀態,可以說,有點像苦戀。

正因為香港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集體苦戀(Collective Love Struggle),所以一「割席」大家就「一無所有」的感覺便尤其強烈,而且也害怕被割席的前綫會作出更激烈的行為,最終傷及自己,於是和理非寧可繼續沉默。在此背景下,和理非選擇割席,從而令所謂「民情轉向」出現的機會其實甚低:尤其是在感性上,和理非不想有「背叛他人」的感覺,讓自己良心不安;理性上,則不得不防溫和力量一旦抽離,勇武有可能因被離棄而「發難」,令狀況更一發不可收拾。

但實情也是不少和理非一邊支持抗爭,一邊準備移民,為自己安排後路,隨着近期大量移民廣告湧現,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一如許多時間短促的戀愛關係,因雙方明知往後未必相見,現在更要選擇「盡情燃燒」--這就是今日的香港為甚麼一直等不到「民情轉向」,又一直看不見和理非願意「割席」的主因之一。

抗拒大台 破壞圖為歷史留痕?

說到底,香港人的感情既澎湃亦同時脆弱,故不論是信奉效率的特區官僚機器,還是注重整體地緣戰略格局的中央宏觀部署,至今也贏不了這場心理戰。

但和理非的忐忑,正好映照前綫的暴力。一如有些人不明白為何民情不轉向,也有另一些人會問:破壞港鐵和交通燈以至堵路,究竟可以達到甚麼目的?要發洩也該發洩夠了罷?從上周多間院校附近抗爭者如何排列路障,包括建牆和用磚頭砌字,我們隱隱然感到示威者其中一個目的,是想留下自己的印記--因為單從戰略考慮,要建成更堅固的路障,自當盡用所有磚頭來加固,而不會拿來砌圖案。

同樣道理,連儂牆、塗鴉噴字、破壞閘機、交通燈、店面等,其實也帶有這種留下印記色彩的意義。若要用一個比喻,這些破壞行為有點像為香港「紋身」,一如暴力示威者會把破壞店舖說成是「裝修」。

正因為示威者認為自己在通過不同形式的堵路和破壞留下「歷史的印記」,所以他們會視清理和修理如同把他們「曾經存在」的痕迹抹去,於是每個人都會盡力「維護」。而這種「我在此奮戰過」的心態,亦強化了個人意識和身份認同,所以他們才會抗拒「大台」,各自集氣,令任何形式的談判也極為困難。

「最衰都係政府」 自己無責任?

推論至此,為香港找出路,與其被動地等民情轉向、等示威洩氣,以至等中央介入(藍絲的想像)、等美國出手(黃絲的想像),更重要的問題,其實是要設法進入前述的思維模式,然後坦誠詰問:除了等,我們在個人層面還可做甚麼?

過去我們未有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是因為香港人有個常見的思考陷阱:遇到答不上的問題時,許多人會立即在問題後面加上一個逗號,再補一句「最衰都係政府」。例如:「掟嘢落高速公路係過分,但最衰都係政府」、「放火的確係好危險,但最衰都係政府」、「警察解決唔到政治問題,最衰都係政府」,以至形成一種基本句式:「XXX搞成咁,最衰都係政府」(XXX可以等於年輕一代/經濟/向上流動/土地供應,諸如此類,人人均能對號入座)。

持份者應思考多付出 助解困

我同意香港大部分問題,毫無疑問「最衰都係政府」。不過,請問「第二衰」、「第三衰」和「第四衰」的是甚麼?我們每個人是不是也有點責任?

經典的反面例子莫過於九位大學校長上周五聯合聲明,明言「任何認為大學可以化解這場危機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並在同一段補上「政府必須牽頭聯合社會各界」--但對於自己身為最高學府的領袖可多做一點甚麼?專上教育可繼續朝甚麼方向走?甚至不用說怎麼做,只求提點一下應當向甚麼方向思考,指點一下迷津,也隻字不提,重點信息只是提醒社會:總之「成件事最衰都係政府」。

總有人質疑:改不了政治制度,其他也不重要了。問題在於:是否所有港人也這樣想?香港真的沒有其他讓我們珍惜的事物了嗎?還有,即使政制最重要,但在誰也不代表誰的「無大台文化」下,要用甚麼方法為新制度訂定細節?

從解困角度,當開始思考第二、第三、第四「衰」的「持份者」到底為何之時,便開始想起自身應有何付出、有何責任,從而令政制問題細化,始會得出答案--畢竟,我們要先在思想層面止亂,行動才有方寸。

許多和理非想暴力停止,可是一被質問勇武已如此落力,你還想他們怎樣?便往往語塞,只好讓對方繼續。這種又心痛又不能阻止對方的狀態,有點像苦戀。(資料圖片)

撰文 : 黃永 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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