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防極端勢力崛起 保社會穩定

評論版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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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30年前柏林牆的倒下會改變一切,但這改變對21世紀世界政治意味着甚麼,仍有待觀察。

1989年,蘇聯以及整個共產主義讓數百萬人陷入了貧困,顯然在與西方經濟模式的競爭中敗下陣來。40多年來,冷戰在世界各地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在這些地方,衝突要比「冷戰」這個名字所表現出來的「溫度」熾熱得多),也為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數十個國家的鎮壓和精英掌權創造了藉口。

戰後經濟增長 源自競爭市場

但後冷戰時代,固然有諸多積極影響,也顛覆了西方社會民主契約(social-democratic compact):即長期以來一直在保護工人和窮人的安全網、監管、全民公共服務、再分配式(redistributive)稅收政策以及勞動力市場制度。

據政治學者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就如已故的英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言),這一政策共識帶來了「有史以來可見的最大進步」。因為它不但限制、然後降低了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也帶來了數十年的經濟持續增長。

戰後時期的經濟增長,來源於廣泛的競爭性市場,而這些競爭性市場則是通過監管打破壟斷和強大企業集團所建立。經濟增長也有賴對公共教育和政府撥款創新慷慨支持的制度。在此期間,高薪優質崗位的湧現,乃勞動力市場制度的結果,在這一制度保護下,僱主無法對僱員施加過度權力;如果沒有這一約束,企業的工作條件將變得很差,而工作的薪水亦將很低。

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在政治中也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非精英(non-elites)行使國家權力,那麼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國家計劃都不會出現。而廣泛的政治參與是通過擴大公民權力、深化民主流程的改革而實現的。其背後又有強大的政黨(如瑞典工人黨)和工會的支持。而這亦受到促使人們支持和捍衞民主的大同論(universalist又稱普世主義者)觀點的推動。

廣泛政治參與 深化民主改革

從很多方面看,美國與它的西歐友邦沒有甚麼區別。綜觀羅斯福新政和戰後時期,她一直熱衷於破除信託、遏制富人的政治影響力。她建立了政府經營的老人和殘疾人士退休基金(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和再分配稅收政策,並採取了各種扶貧措施。盡管口頭上反對社會主義,但她仍實施了美國特色的社會民主——這意味着美國的社會安全網比其他國家相對弱。

所有這些,如果脫離了共產主義,都無法理解。畢竟,社會民主運動源自共產黨,其中許多——包括戰後德國的社會民主派和法國社會黨——也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乃至80年代,才放棄「社會主義」論述。在建立新勞工市場制度、確保高質量公共服務、實現廣泛社會共識方面最為成功的政黨,如瑞典工人黨和英國工黨,往往會否認他們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的論述語言與其馬克思主義的「表親」們其實是一樣的。

面對北韓威脅 南韓力推土改

更重要的是,精英本身也將社會民主契約作為「防止共產主義革命」的手段。這一社會民主的反共模式,推動了經濟學家凱恩斯(戰後秩序的締造者之一)等知識分子,以及從總統小羅斯福、到甘乃迪和詹森的美國政治領導人。

同樣地,來自朝鮮的共產主義威脅,促使韓國領導人追求大刀闊斧的土地改革和教育投資,並容忍一定程度的工會活動,盡管他們希望將工資保持在低水平。

但當共產主義崩潰——不管是作為經濟制度還是作為意識形態——社會民主也如破腳櫈。突然間,社會民主面臨着「創作」一種同樣包容、同樣大同革新意識形態的需要,左翼措手不及,無法完成任務。與此同時,已佔優勢的右翼領導人,將共產主義的崩潰解讀為一個遏制社會民主、支持市場的訊號(和機會)。

缺經濟機會 造就極端勢力

但出於很多理由,西方許多國家在接受這一套時卻搞錯了。首先,它忽視了福利國家、勞工市場制度和政府研發投資對於戰後經濟增長的作用。其次,它沒有預見到,解散社會民主制度會削弱民主本身,進一步賦權給在任政客和富人(令他們在此過程中變得更加富裕了)。第三,它忽略了兩次大戰之間那幾年的教訓,當時,缺少廣泛的經濟機會和強大的安全網,為左右翼的極端主義崛起,製造了條件。

美國總統列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可能構想了一個市場更有效、官僚控制更少的世界。但他們所發起的「政治革命」,卻「造就」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社會民主契約現在需要根據21世紀重新制定。

社會民主工程 繁榮穩定基礎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認識到發達經濟體所面臨的問題,由不受控制的「去監管化」和金融胡作非為、到全球化和自動化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我們還需要構建足夠廣泛的新的政治聯盟,將產業工人也納入進來,因為他們仍是人口中最政治活躍的群體,即使他們的數量有所下降。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削減大公司的權利、提供全民公共服務(包括醫療和高質量教育)、保護工人和防止低薪水高風險就業,以及研發投資等政策不僅因為其經濟效用。因為這些都是社會民主工程的基礎,也是繁榮與穩定的社會的基礎。

(作者達倫•阿西莫格魯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與James A. Robinson合著有《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廣泛的政治參與,是通過擴大公民權、深化民主流程的改革而實現的。圖為柏林圍牆。(資料圖片)

撰文 : 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欄名 : 國是港事

資料提供 : Project Syndicat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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