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第二個10年 5大政經現象

評論版 20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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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終於結束,在這期間,環球經濟、政治、金融領域經歷巨變,其中不少趨勢會延續至未來。以下為筆者總結的近十年內五大現象及其啟示。

中國高速增長不再 但影響力續增

於上個十年的初期,中國經濟增長仍然在雙位數區間,之後反覆下滑。2010年第一季實質GDP同比變化達到12.2%的高位,到了2019年第三季,增速已經放緩至6.0%。以季度表現計算,中國經濟增速期內從頭至尾減慢了約一半,高速增長不再。

然而,在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持續受壓的大環境下,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維持相對較快水平,反映這個現象最直接的指標是中國經濟規模佔全球的比重不斷上升。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GDP估算,中國的比重從2009年末的13.19%增加至2019年末的19.25%,十年內上升46%之多,並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按購買力計算最大的經濟體。誠然,按滙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仍然比美國小約三分之一,人均GDP亦不及美國的六分之一。惟隨着中國經濟影響力上升,中美兩國之間在多個領域的博弈,會一直延續至可預見的將來。

國際貿易關係 向雙邊傾斜

中美兩國的龐大經濟規模及雙方的貿易摩擦,難免影響全球貿易關係。按照目前滙率計算,美國、中國佔全球經濟比重達到41.1%,近四倍於日本、德國的10.4%。而美、中、日、德四國經濟規模,更高於全球其他所有經濟體的總和。世界經濟實力分配懸殊,話語權集中,是多邊主義理想必須面對的現實挑戰。

另一方面,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相對低效,難以應對全球化中產生的糾紛。WTO在2001年推出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由於各國分歧嚴重,直至進入本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仍沒有產生共識。更為沉重的打擊出現在2019年12月11日,WTO的上訴受理機構(appellate body)即日停止運作,失去解決貿易爭端的能力。

可見,雖然特朗普主張的雙邊貿易談判手段無疑對多邊主義造成衝擊,但即使有朝一日白宮易主,國際貿易關係發展的方向恐怕會繼續向雙邊形式傾斜。此外,英國脫歐後,勢必盡快與其貿易夥伴簽署雙邊協議,以減輕脫歐對進出口造成的影響。除非WTO能夠進行有效的改革,否則國際貿易關係將逐漸被雙邊協議重塑。

英經濟顯韌性 歐盟難安枕

英國在處理脫歐問題上擾攘多時,一拖再拖。然而,縱使脫歐進程不甚理想,有關英國經濟因為脫歐而出現崩潰的預言一再落空。跨國企業總部沒有大規模遷離,英國經濟保持擴張,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未被威脅。相反,英國勞工市場保持活力,失業率持續下降,跌至3.8%,為1974年以來最低水平。

如果英國能夠妥善利用脫歐後在移民、貿易、財政、監管立法上所重獲的決策權及自由度,競爭力有機會繼續提升。此消彼長之下,反而是歐盟的前景更值得擔憂。

首先,根據英國國家統計署的計算,英國在2018年對歐盟預算的淨貢獻達到110億英鎊。英國未來節省的開支成為歐盟的煩惱,如何填補僅次於德國、法國的歐盟第三大預算貢獻國離開後的空缺,將是歐盟必須長期面對的政治難題。

其次,歐盟經濟長期表現低迷。如果以上個十年末為起點,再根據IMF對2019年的估算,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內,歐盟實質GDP累計升幅為18%,在發展程度相若的經濟體中,僅高於日本的14.2%,低於英國、美國、及已發展國家的整體水平。如果歐盟經濟增長沒有起色,不排除未來繼英國後,會有其他成員國重新考慮歐盟「會籍」的價值。

量化寬鬆 成戒不掉的毒癮

環球增長溫和,結構性改革欠奉,對央行政策構成壓力。央行無中生有創造貨幣,購買資產,美其名曰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實質等於憑空印錢。QE是西方主要央行應付2007-09年金融危機的手段,但如果只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或許會以為危機從來沒有結束。在即將》剛過去的這個十年,歐洲央行總資產佔GDP比重從兩成倍增至四成;日本央行資產比重甚至高達105%,逾四倍於2010年初水平。

相比之下,聯儲局資產佔GDP比例曾經從高位出現回落,然而,從2019年第四季度開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再度快速擴張,總資產規模從3.76萬億美元升至4.12萬億美元,並有可能在2020年第一季度超過4.52萬億美元的歷史高位。盡管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多番強調注入流動性的目的是穩定回購及貨幣市場運作,有別於純碎為了刺激經濟活動的量化寬鬆措施,否認現時的資產購買行動等同於QE4。然而,聯儲局主動購買資產,進行永久公開市場操作(permanent open market operations,POMO),本質上與QE無異。無論鮑威爾是否願意承認,聯儲局都已經被動重啟QE。

諷刺的是,過去十年,在美日歐三地,央行量寬做得愈積極,當地經濟表現就愈遜色,但各主要央行依然樂此不疲地把QE等非傳統貨幣政策恒常化。央行不斷放水推高資產價格,令資產市場與實體經濟脫節,不但造成虛假繁榮,亦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惡化。

除了QE,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還包括在日本及歐洲大行其道的負利率政策。負利率的存在意味着債權人完全不計通脹、信用風險,以及時間成本,再額外付費,才能夠把錢借出去。這個現象有違任何經濟理論或人之常情,如果沒有央行的負利率政策干預,完全不可能出現。

負息債券成主流 央行要反思

負利率債券的規模本來微不足道,在2010年初,全球負息債券總額從零升至僅幾億美元,惟經過日本、歐元區、瑞士、瑞典、丹麥等地央行推行一系列量化寬鬆及負利率政策後,負息債券總額飈升至十數萬億美元。在2019年8月末,負息債券總額創下17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計算,這個規模約等於全球GDP兩成之多。

對負利率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錢不再值錢,對銀行運作以及各種投資決定造成難以彌補的扭曲。惟隨着負利率帶來的危害逐漸受到關注,部分央行的態度似乎出現改變。在這個十年的最後一個月,瑞典央行率先結束其實施五年的負利率政策,而負息債券總額亦從高位出現下滑。

新一個十年的期望,是央行能夠減少對經濟運作的干預,令市場調節機制得以恢復。商業周期本不可怕,更從來都是經濟長期發展的一部分。決策者若然執意不惜一切代價防止經濟下滑,或能暫時避免短痛,卻不經意造成債務及金融風險攀升的長痛。

中美兩國龐大的經濟規模及雙方的貿易摩擦,難免會繼續影響全球貿易關係。(新華社資料圖片)

撰文 : 卓亮 南洋商業銀行經濟及策略研究主管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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