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港法治基石 法律界要行多步

評論版 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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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示威遊行乃至暴力衝擊曠日持久,至今已延續近7個月。雖然去年11月底區議會選舉後抗爭局勢稍有緩和,但暴力行為在12月和新年伊始依舊持續,甚至本應祥和喜慶的平安夜和元旦因堵路、縱火、打砸和傷人等暴力行為而不再平安。

憂打破中港「藩籬」 為何要攬炒?

此次修例風波引發的所謂「完美風暴」,當然由諸多表象和深層次因素造成。但事件爆發的起點,則是因為香港社會對《逃犯條例》修訂是否會造成一國兩制保障下的內地和香港在法律制度上的「藩籬」被打破,從而衝擊香港法治,進而影響香港人所享有自由的擔憂。

但吊詭且讓人不解的是,如當初「反修例」是為捍衞香港法治這初衷,但之後出現的種種嚴重衝擊香港法治、粗暴踐踏香港法律權威的暴力行為,卻都朝着「攬炒」香港法治而去。這不僅和前述初衷背馳,更是在摧毀香港賴以生存的根基。在這過程中,香港法律界部分人士對這些暴力行為視而不見,採取沉默、姑息、甚至縱容「變相鼓勵」的態度,則是最讓人困惑且遺憾的。

種種「變相」鼓勵自然帶來惡果,包括去年12月9日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被人投擲汽油彈,而新年元旦遊行後高等法院再次被人塗污,並對個別法官進行惡毒人身攻擊,都對法治和法律權威造成前所未有的打擊。

當然,法律界也並非鐵板一塊,除了傳統建制派律師之外,Facebook上一個名為「Lawyers HK香港律師」的專頁,就聚攏了超過300名律師和法律界人士,主張不分派別譴責暴力,維護法治,並希望能向社會公眾澄清對法律界立場的誤會和法治的誤解。最讓人鼓舞的是,去年10月蔡維邦資深大律師在報章撰文,力陳大律師公會對當時已經完全失控的無差別暴力不作譴責,並決定辭去公會副主席一職。

刻意迴避「一國」 毁港法治

自回歸以來,香港法律界一直被視為「泛民」堡壘,這從幾乎歷届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和行政長官選舉法律界別選委一般都是由傾向「泛民」律師當選就可以印證。另外,歷次涉及重大法律爭議,如此次「反條例」,以大律師公會為首的法律界專業團體,大多採取對特區和中央政府的批判立場。其實,任何一個學過法律並從事法律執業的人士,心中一般都抱有對法治、民主和自由的追求與嚮往,但回顧回歸以來五次人大釋法和其他人大決定、司法覆核和政治性案件判決所引發的諸多重大法律爭議,以及此次因修例而引發的持續動盪,都讓筆者思考,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法律界該如何正確理解及捍衞法治,才能真正實現有效守護香港法治基石的目的?

無論承認與否,回歸之後香港繼續保持舊有普通法體系的法律基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憲法》是中國的根本大法,而《基本法》則是全國性法律,他們共同確認香港作為中國這個實行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並構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制基礎。無論是原有法律體系、司法原則、司法獨立、終審權,乃至最近備受矚目和爭議的從其他普通法區域聘請外籍法官等內容,都是通過《基本法》得以確立和維護的。

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以及香港法院對涉及國防和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的權力限制,也都予以明確界定。對香港法律界來說,只有充分明白了這個大前提,才能理解好回歸之後的香港法治內涵,才能捍衞好香港法治精神。相反,在強調香港司法獨立和終審權的時候刻意迴避「一國」,排斥或貶低全國人大「釋法權」,其實才會使香港法制面臨「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的危機,進而破壞甚至摧毁香港法治。

發揮港優勢 勿損中港互信

如香港法律界可以秉持「以事實為依據」的專業精神,就可看到中央政府對香港的良好法治精神和法制傳統,是高度肯定和高度尊重的。如去年2月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建設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人民法院進一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中,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區域法律服務和糾紛解決中心,建立國際商事糾紛聯合仲裁、聯合調解機制等內容。

因此,只有不斷保有、提升及充分發揮這種不可替代的優勢,才是從最根本上保障香港法制和法治的最有效辦法,才能讓香港法制在「兩制」下有更大迴旋餘地,香港法治精神得到更大彰顯。不斷將法律問題政治化,一味搞「針尖對麥芒」式的對抗,只會蠶食香港法律界和中央政府的互信,迫使中央政府行使「一國」之下的「全面管治權」,從而收緊「兩制」之下的香港法制空間,最終傷害香港法律界整體利益,破壞香港法治精神。

以最易引起法律爭議的「人大釋法」為例,回歸22年,香港司法機構對《基本法》第158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權的認識,其實也經歷了變化。從1999年「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對抗拒釋法的嘗試,到2016年因「宣誓風波」引發的第五次釋法,高等法院既避免援引釋法又做到判決結果與釋法內容一致,都體現了司法機構對於一國兩制下香港法治內涵理解的進步。在筆者看來,因「剛果案」而引發的「絕對外交豁免權」爭議所導致的第四次人大釋法,是終審法院捍衞香港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的重大勝利。這體現在終審法院尊重《基本法》下人大釋法權,主動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更體現在換來中央對香港法治最大尊重,因釋法內容幾乎全盤接受終院在提請釋法時一併提交的臨時意見。

「港事港辦」 釋法應增透明度

當然,《基本法》既然明確了香港獨特的法律制度,那中央政府也應該更好地理解香港有別於內地的法治精神,重視香港法律界乃至整個社會對法治可能遭受威脅的擔憂,從而更好地維護香港法治。再以釋法為例,除了少數極端人士全盤否定人大釋法權,大部分法律界人士以及司法機關還是接受這一法律規定的,盡管大多希望中央政府對行使這一權力採取克制態度。不過,一直為香港法律界普遍所詬病的,是人大釋法或作出其他涉港法律決定時(如一地兩檢)缺乏透明度和詳細理據。要知道,普通法制度下所追求的程序正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審理案件過程的透明,以及作出判決的理據。因此,中央政府想要對香港法治做到內心深處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今後釋法或決定時,能適當遵循「港式思維」,採取「港事港辦」,盡最大可能在事前做到透明公開,事後做到說理充分。

香港法律界部分人士對暴力行為視而不見,採取姑息、縱容甚至變相鼓勵的態度,是讓人困惑且遺憾的。圖為去年法律界的黑衣反修例遊行。(資料圖片)

撰文 : 劉洋 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副會長、香港註冊外地律師(中國和英國)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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