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7點思考 確保政策進退有度

過去幾周，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的日增病例數量急劇下降，許多省市接連數日甚至數周都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採取的嚴厲遏制措施，已成功阻截該病毒在國內進一步蔓延。中國的努力得到了世界衞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的讚揚，以及其他國家和領導人的肯定。

反思抗疫隱性成本 助人自助

盡管中國在控制病毒蔓延和拯救生命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效，但公共衞生涉及多個領域，異常複雜，遏制政策所帶來的廣泛影響值得反思。這不僅有利於中國政府思考疫情初步穩定後要如何作為，也能為那些近日確診病例呈指數增長的地區，在制定遏制政策方面提供參考。

要衡量中國遏制策略背後的隱性成本，必須先想到那些生活在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等疫情最嚴峻地區的居民。比如，當地的血液透析患者命懸一綫、病危的白血病患者不得不推遲甚至放棄治療，不是因為他們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從醫院中獲得基本治療，因為醫治新冠肺炎患者已成為醫院壓倒性的任務。

嚴格封城 考量政策總體影響

更重要的是，由於武漢甚至整個湖北都實施嚴格封鎖，這些非新冠肺炎病人無法到其他地區尋求治療。為了遏制病毒傳播以拯救生命，許多人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中國這次防控工作的力度前所未有，有些做法對其他國家來說可能難以仿效。除了對湖北各地實施封城外，其他中國城市亦採取了強制措施，比如要求毋須自我隔離的人們呆在家裏。有的社區每個家庭只獲有限的出門次數，僅足以應付採購必需品的需要。

即使在沒有確診病例的地方，人們也必須戴口罩，這有可能會影響疫情嚴重、口罩急缺的地區，尤其是對前綫醫務人員的口罩供應。

政府應如何把握政策措施的「度」呢？

首先，雖然公眾關注新冠病毒的直接影響，但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政府均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為遏制疫情而採取的政策，所帶來的總體影響（包括預期和非預期的）到底有多大？有時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曾經認為合適的政策可能就不再合時宜了。

防疫第一 兼顧公民心理健康

例如，1月和2月的時候中國病例激增，其他政府對來往中國的人實施旅行禁令可能是正確的。但隨着中國疫情局勢的穩定，這些數十天前曾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的國家，就要擔心其他國家對她們實施禁令了。

其次，空前嚴厲的防疫措施引發的經濟成本，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已有人擔心中國經濟或出現自1976年以來的首次萎縮。事實上，即使最終影響比這輕微，後果也是不容小覷的。按購買力平均價調整後，中國GDP的1%大約是2,700億美元。如果把2,700億美元用於對抗全球變暖、扶貧、治療其他疾病，或是尋找傳染病的治療方法，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呢？

第三，在評估病毒防疫措施時，政策的「度」是一個應被考慮的關鍵因素。盡管在此次危機中，防控病毒傳播是首要任務，但所有公民的福祉，包括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私隱以至人身安全，仍應是任何政策的核心。否則，即使這些措施能有效控疫，結果卻可能在其他方面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向公眾解釋風險 傳播科學知識

第四，政策制定者不能忽略政策帶來的長期影響。例如，遏制措施之所以能在中國取得成效，部分原因是基於公眾的恐懼心理，這雖有助確保人們遵守為控疫而採取的極端措施。但隨着中國急需重振經濟，這種恐懼亦可能為復工復產造成障礙。

第五，在設計合適政策和向公眾解釋風險時，科學必須發揮關鍵作用。在當下這個社交媒體時代，假消息往往比科學事實傳播得更快、更廣，因此向公眾傳播科學知識亦變得尤為重要。

第六，要選擇合適的政策，政府的公信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大眾不信任政府，人們對任何政策都會作出抱怨，而為應對公眾的批評和不滿情緒，政府有可能不得不採取更嚴厲、更極端的舉措。

最後，極端措施一旦開始實施，政策制定者可能發現以後很難進行調整，即使有些極端措施後來被證明沒有必要繼續執行了。但對官員來說，不冒險撤銷就不會受罰。這種忽略偏差往往導致將來無法及時調整那些不再適當的政策措施。

（作者吳遜教授是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主任，而劉浩典（Donald Low）是該學院的高級講師和公共政策實踐教授，同時擔任領導力和公共政策執行教育主任。他們均有教授科大公共政策碩士課程（MPP）。）

▲ 防控病毒傳播是首要任務，但公民的福祉，包括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私隱以至人身安全，仍應是任何政策的核心。圖為武漢一所復康驛店志願者送飯的情況。（新華社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