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

副刊版 20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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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疫情全球爆發後,中國的集權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之間孰優孰劣,一再引起熱論。因《歷史的終結》而走紅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最近就以上爭論發表文章,認為我們不應就疫情危機,陷入以體制論高低的簡單二分法,而是回到「國家能力」的議題上。

事實上,福山從修改他的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論,到重新探討良好管治的要素,提出國家治理能力可能是最值得學界研究。他這樣的論點轉變,曾被中國內地熱情消費,令他急忙辯稱,良好管治也需有法治和問責制度的配合。

福山指出,「良好管治」需要三個因素結合:國家能力、法治及問責。中國歷來有強大國家能力,但沒有足夠的法治與問責,至今仍如此。而西方的國家建構進程雖然較晚發生,但三個要素發展較為均衡。至於好些後發國家為何民主制度失敗,福山歸咎於因尚未獲得實施有效治理能力所致。換言之,對他而言,國家能力、法治及問責這三部曲,還是有先後次序的。

好了,現在來到了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這分割綫上,大家再審視不同政體在其中的角色。例如疫情在武漢初發時,不少人指摘中國的威權體制,以黨及維穩為先,阻礙了關於疫情嚴重性的信息傳播。但現在民主體制第一大國的美國,卻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歐洲也面臨着比中國更大的醫療負擔。

從集權到民主體制,國家領導人一樣感受到巨大壓力,無論是為了避免損害經濟,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們均想淡化疫情的危險性。在這方面,有高效的集權政體可能展示出高效的防疫能力,低效的集權政體則帶來災難,而民主國家之間也會面臨類似的差異。

因此,福山建議把政體放在一旁,先研究國家的能力。怎麼說呢?明天談。

撰文 : 張翠容

欄名 : 大地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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