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房租管 好心做壞事

評論‧世情 20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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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4月中成立了一個名為「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只是香港的住屋問題,一直都難於解決,原因是當中存在着不少複雜的社會問題,例如土地供應、市民收入、人口數字等等,環環相扣。

在約10多年前,我便曾經有過一段租住劏房的經驗,令我明白到租住劏房的市民本身都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問題,非只單單是一句貧窮便能概括。因此,假如特區政府官員和市民以為有了「劏管」便可以解決現存的問題,恐怕最終只會是適得其反,甚至令現在的劏房戶捱貴租,又或要面對流離失所的可能。

住劏房未必弱勢 或為政策所迫

在不少人的觀念中,需要租住劏房的人或家庭,彷彿全都是弱勢的一群,是「為勢被迫」。但實情真的是這樣?就算真是為勢被迫,又是被哪一方所迫?我們有否想過,一些劏房戶本身可能是居於偏遠地區,例如天水圍或東涌的公屋,因為不想每天長途跋涉上下班、負擔高昂的車資,又不能以工作和交通不便為由,向房屋署申請調遷,於是便自己搬出來,在市區內找些財力負擔得起的細單位居住?那究竟是誰在壓迫他們?要我說,就是官僚政策壓迫他們,既然問題的癥結就是政府一方,想政府去解決劏房問題,不是緣木求魚嗎?

左翼人士經常以劏房的租金過高、環境惡劣來做文章。我們應該問問,真的是因為業主貪得無厭所以劏房租金難以下調嗎?有過出租物業經驗的人都知道,要處理和租客的租務問題,其實半點也不簡單,所花的精神和時間,其他人未必能夠了解,如一旦不幸遇上租霸,隨時連租金都要倒蝕,而業主又要支付如管理費、維修費、差餉等開支,如果是有數個或以上單位要收租的業主,更要聘請職員來協助處理租務事情。

放租開支繁多 租金須有反映

在商言商,此種種開支,自然是要計入租金之內,就如去餐廳進餐,營業者也會將所有成本和賺頭計入餐費內,是正常不過的商業行為。

其實導致劏房租金難以下調的原因,答案同樣也是由於政府干預所致。政府的鐵路優先政策,令市民「被迫」使用鐵路,失去了選擇交通工具的自由,市民難以利用更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從A點到達B點目的地。事實亦證明了,當鐵路故障時,居住在新界東、西的市民不是有家歸不得,便是想上班也不能。

為甚麼許多劏房大多集中在旺角、深水埗、土瓜灣和從前觀塘裕民坊這類人流較密集和交通較方便的地區?就是因為沒能力買樓而需要租屋的市民,情願選擇細一點的房間,但也想找一些方便上班的地區居住,而不想花更多的時間在交通上。政府的過度干預和擾亂,結果就是令上述地區的劏房應運而生,同時也令到那些地區的住屋需求增加,租金才難以下調。

至於說有些劏房環境惡劣,要解釋也不是很困難,就是市場上總會有些較便宜的供應,以吸納一些負擔能力較差的租戶,相對地,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便是不能擁有較好的環境。相信租客也是明白和接受才決定租住,雙方你情我願,童叟無欺。

倘無節制干預 恐適得其反

以上所說的,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分析和探討香港的劏房所以存在和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實在不應只像左翼人士般,只將矛頭全指向所有業主,及一味只想着由政府無節制的干預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劏房的存在,正好是為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個住屋解決方法,讓有需要的人一方面能因應自己的需求去選擇想居住的地區,一方面又可以不需負擔整份屋租而增加負擔,而業主將單位間開,釋放出更多的空間讓多些人可在一個單位內居住,物盡其用,符合環保先鋒鼓勵人不要浪費的原則。

相反,現在左翼人士鼓吹要政府向劏房進行租務管制,最終受害的,並不一定會是業主,因為租務管制一旦實行,業主為避免將來可能有損失,相應的方法便是先提前大幅加租,又因為租管一般也會定死每年租金加幅不能超過某個百分比,業主從此根本不會再和租客有商有量,只要加幅不超過條例便是,最後,假如劏房小組真的提出限制劏房單位面積、數量和分布等時,劏房供應隨即大幅下降,到時不知有多少家庭受累。管制和干預劏房運作,受害的只會是一班劏房租客。

歸根究柢,出租劏房是一件商業行為,勉強去由政府強行干預和擾亂運作,即使本意是好,也會好心做壞事,要想有效處理劏房問題,最後我們要思考的,便是每天的150個來港名額是否有需要作出檢討?

有些劏房戶本身是居於偏遠地區,因不想長途跋涉上下班才在市區租劏房。(資料圖片)

撰文 : 吳健華 獅子山學會項目主任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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