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境停課退款？教育目的須反思

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本港各大中小學都停課，不少學校都改在網上授課。不過，此舉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爭論，認為網上授課與原來承諾的教育質素不符，有「貨不對辦」之嫌，於是要求學校退還學費，在美國更有大學生向校方發起集體訴訟。「退款」要求之聲不僅在歐美多國校園響起，也在香港同樣可聞。

這個「退款」訴求背後的一些教育理念與問題，實在很值得我們深思。

網授「貨不對辦」 學生非消費者

第一，學生交學費報讀一個課程，究竟想得到甚麼？從經濟學角度看，可交易的實物或服務都有「商品」的消費屬性，但就教育來說，可以用消費的角度來審視嗎？

若用「顧客」的消費心態或身份，去檢視學校所提供的課程是否「貨不對辦」，無疑有所不足，因為教育並不是一種純消費行為那麼簡單。

從學校的立場看，把教學內容透過網絡媒介授課，學生通過網絡媒介學習，完成學習過程，校方經審視和評核後，予及格學生獲頒授一個學位或文憑證書，學生其實已完成了課程學習的全程，達致了教育的目的。

究竟一個學位或文憑證書是否足以實現了「學習價值」？嚴格來說，迄今依然未有一個社會共識看法。

若用顧客心態或身份去檢視學習過程，一些課程，若老師講授得「不合心意」，與本身的「消費期望」不符，就覺得自己很吃虧，所花的學費「物非所值」。這種想法是否合理？答案很清晰吧。事實上，教育從來都不是以此作圭臬，去衡量教育的成效。

校園環境氣氛 同屬教育價值

另一方面，從校方立場說，學校使用網絡媒介來授課，學生完成學習，經校方審視和評估成績，給及格學生頒授學位或文憑證書，已經完成了教授任務，達到教育的目的，因而向學生收取學費也很合理，然而，這種想法也非全對，因為學生在校園的學習過程，還有同學與同學之間的交流和互相砥礪、老師向學生的耳提面授、校園環境的學習氣氛陶冶等，這些也是教育價值的一部分，非校園實堂授課便無法取得這些效果，對學生來說的確有所缺失，因而校方的想法也有不足之處。

由此可見，當下的教育問題，委實有很多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空間。今次新冠病毒疫情下，學校停課，由此出現退還學費之聲，實在給我們一個反思教育問題的良機。

筆者認為，目前學費「退款」問題的爭拗，各執一詞並沒有意義，因為關鍵之處，是教育模式的改變。究竟傳統教學模式是否已未能滿足時代的需要？新的教育模式是否會隨着今回大面積的遙距或網絡授課而出現？這個新教育模式是否可以達致教育之目的？連串問號馬上引起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即教育目的是甚麼？

未深入討論前，不妨先聽聽若干學生對網上教學的一些顧慮。他們擔心，網上授課，校方如何評核學生的成績？有沒有學生在視像鏡頭後作弊，造成評核不公，使自己的評核成績受到影響？順筆一說，一些大學索性取消分數評核，只以「及格」和「不及格」兩級標準，來體現學生的學習結果。這樣，相關問題也來了——究竟教與學要達致的目的，是否純粹的學習，抑或是把同學的成績進行分級？目前，很多人都把兩者混同起來。

成果導向教育 重能力輕分數

近年教育界興起的「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 Base Education），這個教育理念由美國教育心理學家William G. Spady提出來。他指出「成果」的重點並不在於學生的課業分數，而在學習歷程結束後，學生真正擁有的能力。Spady教授認為教育系統聚焦於促使學生達致擁此能力，學生是學習合作而非相互競爭。

近年在美國以至香港，有不少教育工作者對這個「成果導向教育」理念推崇備至。香港的文憑試其實也帶有這個理念的色彩，認同教育目的並不是以分數來體現；教育的目的不應該對用分數成績對學生進行排序，而應該着眼於學生從學習中所得到的能力。

香港文憑試成績的一、二、三、四、五級，是按學生取得的能力來分類，達到這個能力的範圍，就給予這個相應達標的標示類別。但「五星星」則為依然是按分數對學子進行次序分級，體現高下之別。然而，畢竟「五星星」只用來對極少數的學生進行「次序分級」，對大部分學子依然強調學到多少東西，通過所取得的能力作類別衡量，不強調個體的分數評級。

不過，社會對這個崇高教育理念並非全盤接收。社會依然着眼於成績的優秀與次序高下，以此去識別人才。企業聘用一個學生，仍然要看學生的能力級別，而非類別。

以大學頒發獎學金為例，在僧多粥少情況下，獎學金給誰？如據能力分類的成績進行選取，則可能有幾百名學生都符合資格，怎麼辦？事實上，若把衡量實力的指標用類別方式，當達致某一個範圍能力便給予相應類別評核的標示，則從學校發出的「成績表」看，眾多學生的成績都差不多，如何識別個體的能力高下？在大學的層面尚且如此，若在社會的層面，企業包括跨國機構在招聘員工時，又如何有效識別和選取人才？

硬性評核指標 辨識選取人才

學習評分是一個能夠判定能力高下的指標，這個指標對社會有需要使用這些指標的機構來說（如需要通過分數高低，去評估一個素未謀面工作應徵者的能力，以判斷申請人是否有能力勝任這個崗位的工作），評分無疑有一定的判斷作用，有效分辨出不同能力的人。

此外，聘用人時，還有一個經濟學上所謂的「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現象。在勞工市場，僱主想知道崗位空缺申請人的能力高下，但只有申請人才最了解自身的實力高低，僱主無從掌握，在這種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必須依靠一些有效客觀數據作判斷準則，因而會着眼於學員在校成績分數的評級。

總而言之，教育除了有一個純粹「學習過程」的崇高理想外，還有一個社會功能，就是透過教育去辨識人才。當然，這種評級會為學習帶來壓力，但若然缺乏這種識別個體能力高下的評級標準，社會如何去選用具真才實學及能力的合適人才？

平衡教育理想 社會功能期望

在今次疫情中，網上教學令學生憂慮，他們心中的教育目的，是評分識別人才的社會功能；而學校則往往認為，從學習過程中育化學生，已然達到教育的目的，學習的核心，在於效果而非光求分數，而社會上亦有不少人認同和附和。但這顯然是兩個不同的見解，各執一詞，必然無法對教育目的得出一致性的結論，所有爭議都屬徒然。因此，我們如何平衡效果導向的理想教育目的，以及社會對教育功能性效用的期望，實在是今次疫情下學校停課給我們一個深刻反思的重要問題。

▲ 學校透過網絡媒介授課，學生通過網絡媒介學習，校方經審視和評核後，予及格學生獲頒授學位或文憑證書，學生其實已完成課程學習的全程，達到了教育的目的。（法新社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