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裁決定案 法官人選最重要

評論版 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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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港區國安法,行政長官可指定若干名法官,去負責處理國安法有關的案件,此項安排引起社會各界討論。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此舉損害司法獨立;亦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基本法48條〔六〕),而且行政長官委任個別法官專責處理某類案件,例如2015年8月,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委任高等法院法官陳慶偉,出任鉛水事件調查委員會主席,可見特首委任法官專責處理某些重大事故或案件,是有法據可援。

三權分立 互相制衡

我們怎樣理解這些牽涉法官問題的爭議?不妨從美國法官的任命說起。雖然談美國,但美國法官的任命和司法實踐情況,其實也可投射到其他地方,可供參考。

美國聯邦法院系統包括美國最高法院、聯邦上訴巡迴法院、聯邦地區法院,這三級法院法官,都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確認和通過,法官便獲得任命。根據美國憲法規定,所有聯邦法官均為終身制,在職期間薪酬數額不會裁減,而且除了離世、辭職或申請退休外,只有經過國會彈劾,才能將其免職,意味法官獲任命後,可以一直工作至終老,此舉顯然是為美國行政(總統)、立法(國會)、司法(法院)三權分立,雖然各具獨立性,卻又相互制衡的原則設計,作出制度性鞏固。

如何定案 法官角色重大

雖然法院並沒有國家的行政部門(總統)和立法部門(參議院和眾議院)那麼受公眾注目,也較少受到媒體報道,但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極其重要。美國司法機構在其民權運動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由於美國是實行普通法系國家,司法系統遵循判例(binding precedent)。所以除非裁決受到推翻,否則案例便會支配日後同類案的裁決。從1950年到1960年代末,由第14任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多數,裁定了一系列對《權利法案》、平等保護以至正當程序進行闡釋的判例,大大推動了美國民權運動的發展。

比如說1954年的「布朗訴托彼卡教育局」(Oliver Brown et al.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et al)一案,由於最高法院的裁決,美國社會終止了存在很久「白人和黑人兒童必須分別就讀不同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現象。

法官判案 受成長環境世界觀影響

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票比4票裁定,婦女的墮胎權受到憲法隱私權的保護。當時,雖然被視為保守傾向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投了反對票,但仍無法阻止裁決得到通過,進一步令保守派反對者意識到,只有「進入」司法部門內部,才能從司法體系內部,削弱或改變最高法院對《權利法案》與平等保護等的闡釋。可以說,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成為保守派和民主派的「角力」場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內設置的正義女神塑像,她被蒙上雙眼、一手持天秤、一手持劍,劍光刺向腳下毒蛇致命處,代表剷除邪惡;被蒙上雙眼,象徵絕對中立,毫無先入為主的主觀意識,判決務求絕對公正。但實情是否如此?事實說出答案,看來是「否定的」。

美國第七法院巡迴法官波斯納(Richard Posner)曾在卸任前與《紐約時報》做過一個訪談,其中提到他在判案中很少關注具體法律如何規定,而是問自己「忘掉法律,怎樣判決才是最明智的?」事實上,法官成長過程中所置身的社會環境會塑造和影響其世界觀,使法官在裁決時,即使沒有刻意的偏頗,但也無可避免受到世界觀中意識形態的影響或覊絆。

筆者曾對美國法官的意識形態與裁決作出研究(見《Federal Judge Ideology: A New Measure of Ex-Ante Litigation Risk》、《Judge Ideology and Corporate Tax Planning》,和《Judge Ideology, SEC Enforcement, and Insider Trading》等文),筆者隨後再同讀者分享這些研究成果,此處不贅。

有不少實證研究發現,傾向保守思想的總統,他所任命的法官,其裁判結果會往往傾向保守;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他所任命的法官,其裁判結果則傾向自由主義一邊。提名法官和任命法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00年美國大選,共和黨的小布殊和民主黨戈爾的勝敗,取決於搖擺州佛羅里達州。佛州初步點算結果是小布殊佔票較多,但因為得票非常接近,佛州最高法院根據選舉法,判決需要重計選票以分勝負。但聯邦最高法院破例插手選舉法的爭議,以5比4票推翻佛州需要重計選票的裁決,於是小布殊也就取得了總統之位。這5名贊成毋須重算選票的大法官,都是由共和黨總統提名委任的。難怪有論者批評,這是一個帶有「政治性」意味的裁決。

再看6月15日一周發生的事,美國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6票對3票通過,裁決民權法保障性小眾人士(LGBT)不被歧視。6月18日,最高法院再以5票對4票通過裁決,制止了總統特朗普提出廢除前任總統奧巴馬任內決定實行的「追夢者計劃」。這個全稱為「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旨在保護幼時隨家人非法進入美國的人,使他們免遭遣返,可留在美國生活。

最高法院的裁決作出後,特朗普馬上在Twitter上回應,強調國民應投票支持他連任,意指若他連任後,可以任命更多保守傾向的法官「入主」法院,從而作出更符合保守性價值和意見的裁決。

清楚看到,對於案件的裁決結果,法官的影響可以說是主導性。因此,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對裁決結果實在舉足輕重。

任命大法官 成總統政績

記得2016年2月,最高法院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突然離世,時任民主黨總統的奧巴馬隨即提名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首席法官加蘭(Merrick Garland)接任空缺。但當時參議院被共和黨控制,其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拒絕舉行確認聽證會,聲稱「選舉年」中不應舉行大法官確認。結果,到現任總統特朗普競選成功後,他委任被視為保守傾向濃烈的戈薩奇(Neil Gorsuch)為大法官。

此外,2018年6月,最高法院大法官甘迺迪(Anthony Kennedy)退休,總統特朗普提名保守傾向的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任大法官。隨後,卡瓦諾雖受到性侵指控,但共和黨黨主導的參議院幾經工夫,最終確認卡瓦諾的提名並通過任命。

日前,於6月24日,獲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法官威爾遜(Cory Wilson)得到參議院確認,任聯邦第五巡迴上訴庭法官。據媒體統計,特朗普就職總統後迄今,已在美國各級聯邦法院任命了200名法官。相比奧巴馬8年任內提名了334名各級聯邦法官、小布殊8年任期提名了340人、克林頓8年任期提名了387人,特朗普就職3年半便提名了200人,年均數字遠超越前任。

這批獲委任的「保守傾向」法官,基於終身制,當中有不少年齡相對年輕,意味他們對美國未來幾十年的政治、社會價值和意識形態等,可持續發揮影響力。難怪美國保守和民主的「兩黨政治」中,法官的任命,成為兩黨當選總統所標榜自己的一項「政績」。

在商業和金融市場領域,法官意識形態對於內幕交易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合規監管裁決,同樣起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鑑於司法系統所積存的龐大數據和源源增加,當前的「大數據」分析,無疑可應用到法律與司法事務之中。囿於篇幅,這些問題筆者另文討論。

根據港區國安法,行政長官可指定若干名法官,去負責處理國安法有關的案件。(資料圖片)

撰文 : 黃昊 科大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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