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影響裁決 法官人選關鍵

評論版 20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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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欄討論了法官人選在判案中的重要性,文章通過闡釋美國的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判案偏向,以及總統委任聯邦法庭法官作例子說明。

在美國的情況,大法官的價值取向、意識形態是保守或自由,對案件的裁決舉足輕重,而且裁決結果往往影響到社會風尚、價值的塑造和維繫,以至裁定重大的公眾議題,如婦女墮胎權利,平等保護、性少數者的權益保障等。從過往案例中可清楚看出,訴訟案件中的裁決,定案得出甚麼樣的結果,主審法官人選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

條文愈模糊 酌情裁決權愈大

據筆者的研究,在商業和金融市場領域,法官意識形態對於內幕交易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合規監管裁決,同樣起舉足輕重的影響。

無論是刑事案件或商業案件,要從法律條文中去「判斷」涉案者是否有罪,表面看似乎很清晰,無爭辯之處。但基於人和公司的犯罪行為「變化多端」,甚至可以說「層出不窮」,而法律條文又無法「涵蓋」所有罪行;加上社會不斷發展,法律條文必須留下一定彈性,以免需要不斷改動,法律條文必然留下的闡釋彈性。這既給法官「酌情」處理空間,同時也帶來法律闡釋的灰色地帶。因此,很多案件的裁決,定案結果往往視乎法官對涉案法律條文如何闡釋。

當法律條文的「模糊性」愈大,法官的酌情裁決權力也愈大。在商業案件上,酌情裁決的法律條文空間,讓法官的意識形態在裁決上發揮相當大的作用,下文詳細闡述。

以近期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瑞幸咖啡為例,瑞幸帳目造假,但此舉涉「刻意欺騙股東」的指控就必然成立嗎?如何在法律上證明瑞幸咖啡帳目造假是主觀刻意欺騙股東,而不是無意而為?由於控方不是當事人,所以,要證明這個行為人當時腦子裏是「刻意」有此目的,還是不小心「無意」做出來,必須依靠其他證據,實在十分困難。

重大非公開信息 判定難度高

再以股市內幕交易為例,公司的經理人或財務總監,他們當然掌握公司的事務和相關信息。他們進行公司股票交易,在法律上容許的,也經常進行。在甚麼情況下,買賣為內幕交易罪行?

法院裁決一筆交易是否屬於非法內幕買賣,很大程度取決於這筆交易是否依據內部信息,以及此內部消息是否為「重大的非公開信息」(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MNPI)。顧名思義,非公開的(Non-Public),為公眾所不知的,是未經正式發布的消息,意思相對容易理解。然而,重大(Material)顯然帶有若干「模糊性」,留給法官酌情闡釋的空間。所謂重大,意指這項信息與想買入某隻股份,或者想沽出某隻股份有關,對該股票的價格產生重大影響。不過,「重大」的信息,譬如還有可能包括公司增派股息或減少股息派發、業務收益出現異常、失去重要客戶,甚至有重大科研突破,如上市藥廠企業即將成功研發出一項治療絕症的有效藥物等信息。

事實上,公司的管理高層和財務總監擁有一些公司尚未向外發布的信息,而且這些未公開的信息很多都帶有「重大性」。如果照此「廣泛標準」,則公司高層買賣股票的交易,一律視為犯法的內幕買賣,無疑不切實際。

美自由派法官 傾向支持股民

法院裁定這筆買賣為內幕交易,根據「重大的非公開信息」的原則,如果當事人只有因為這項會影響股價的「重大的非公開信息」而買入或沽出,若沒有這項「重大的非公開信息」便不會進行買賣,則如何去證明當時人在決定買賣時,腦海裏是基於這項「重大的非公開信息」而作出買賣行為?要證明這一點,實在也是十分困難。因為法官不是當事人本身。正如中國古典哲學《莊子.秋水篇》所記,莊子和惠施討論魚塘裏游魚是否暢游愉快,「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道理一樣。

筆者以美國聯邦法官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嶄新和簡化對「事前訴訟風險」的衡量方法,據此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若法官為自由派,他們會傾向支持股民,公司被控告的個案會增加,而且遭起訴後,案件獲得撤銷的機會較微,而庭外和解的金額也會增加;若法官為保守派則傾向支持公司。而在傾向自由主義法官主審的巡迴法院州區之企業,受到股票集體訴訟,較保守意識形態傾向法官主審的巡迴法院州區多出33.5%。(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筆者《聯邦法官意識形態:事前訴訟風險的新量度》.Federal Judge Ideology:A New Measure of Ex-Ante Litigation Risk;以及《法官意識形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與內幕交易》.Judge Ideology, SEC Enforcement, and Insider Trading等文章)。

再看企業的稅務計劃安排。在稅法上,如果企業作出一些經濟活動,如在外地低稅率國家或地區開設一家分公司,把若干企業收益轉移到該海外分公司。若轉移是基於經濟目的,便沒有違反法律;若轉移是為了稅務目的,如減少稅負等,便屬不合法。然而,任何的轉移,都帶有經濟目的,即使是一心想「避稅」,但當中的轉移也會帶有經濟成分,譬如,聲言當地租金或者人力較便宜,可節省更多經營成本等。

事實上,公司在很多情況下可以「合法避稅」,但「避稅行為」是否逾越了法律,一牽涉法律,法官的角色問題便再次凸顯出來。

稅務訴訟 凸顯法官角色問題

筆者研究美國聯邦司法如何影響非法避稅案件結果,以及公司稅收籌劃。研究結果顯示,當負責非法避稅案件的巡迴法院和稅務法院的法官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比較「自由」時,這些法官由於自己更加關注增加國家的稅收,更偏向大政府主意,他們對法律的闡釋會傾向有利國家的一方,使企圖走法律空隙「避稅」的公司增加敗訴的機會;而保守派(主張減稅)的法官,則傾向有利於公司的法律闡釋,公司勝訴的機會較大。

因此,如果法院內法官組成的結構,是保守的法官佔多數,則企業會進行「踩鋼綫」,加大「合法避稅」的行為,而在公司更有可能遇到自由派法官的時候,則會在多項會計稅務安排上,採取一個不是那麼「進取」的稅務計劃,「避稅」行為相對比較抑制,企業會將收入較少轉撥到海外等。(見《法官意識形態與企業稅務計劃》Judge Ideology and Corporate Tax Planning一文)。

總的來看,上文提到的內幕交易、股票的集體訴訟,稅務安排所衍生的法律訴訟等,這些訴訟的裁法結果,法官人選至關重要。如果是保守派的法官作裁決,定案結果傾向保守主義的理念和價值(如股票集體訴訟會較「支持」大公司);若法官的意識形態傾向自由派,裁決結果則偏向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價值(如內幕交易會較多「同情」小投資者)。

在經濟問題上,嚴格來說,影響只是利益的「小事」;但在更宏觀的層面,如平權運動、婦女墮胎權利、死刑等,牽涉整體社會的利益、價值的存廢、社會秩序的維繫,這些重大問題實質影響深遠,法官的角色顯得更形重要。由此可見,法官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絕對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深入理解的問題。

在商業和金融市場領域,法官意識形態對於內幕交易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合規監管裁決,起舉足輕重的影響。(法新社資料圖片)

撰文 : 黃昊 科大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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