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價值個人權利 疫下矛盾更顯化

評論版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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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疫情持續逾半年。香港最近爆發第三波,疫情十分險惡。筆者並非醫學家,但作為一研究資訊科技的學者,多月來的觀察,發覺資訊科技對一些大眾一直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是不容侵犯的「權利」,個體性與社會性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在嚴峻疫情下,逐漸露骨地顯現出來,很值得一談。

健康碼資訊透明 大數據追蹤

首先看健康碼。香港爆發「第三波」前,內地、澳門和香港三地都各自對入境者實行強制檢疫措施。但因為需要經常往來粵港澳的港人反映,檢疫措施嚴重影響其工作和家庭生活,於是,粵港澳當局便計劃推展健康碼互認制度,以便利三地人員在疫情下跨境往來。

根據互認制度,持有由指定醫療機構於七天內發出「2019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健康碼的人士,入境時可獲豁免接受強制檢疫。

表面看,這是方便之舉,讓入境人士獲豁免接受強制檢疫隔離。不過,看深一層,支撑健康碼背後的理念,其實就是「資訊透明」。可以說,將個人的健康狀況公開,也是對個人私隱權的侵犯。

然而,公眾也許覺得,疫情如此險惡,生死攸關,個人的私隱權需要「站到一旁」。因此,個人若然染病,便要向外公開,以免疫情進一步擴散,走向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很顯然,今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個體性與社會性價值之間的「內在矛盾」不斷「顯化」。

香港在「第三波」疫情蹂躪下,感染病毒個案連日處於高水平,甚至有多天單日超過一百例的情況。病毒傳播速度急遽,範圍也不斷擴延,執筆時,疫情未見緩和,責難特區政府抗疫措施反應「不夠果斷」之聲響起。比對6月中,在北京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出現群聚感染,由此引起北京市的「第二波」爆發,內地政府迅速反應,很快實施「小區管理」,不久後便把疫情控制下來。於是,有輿論甚至公眾覺得,為甚麼內地抗疫工作如此有效?而且經濟如今亦能夠走上復甦之路,香港為何如此「不濟」?

無可否認,內地抗疫措施得以有效推行,關鍵之處,在於當中有一個非常有效的信息系統,可以令為數眾多的人,其個人信息能夠進行快速有效的追蹤,從而有效地在行政上管理眾人的行為。

武漢封城捱批 惟西方漸仿效

過往,個人的信息遭如此大規模地翻開和追蹤,情況難以想像,遑論一些崇尚自由和個人權利不容侵犯的西方國家所慣見。但在今次新冠病毒疫情下,我們看到,內地的管理體制和價值取捨決策,取得良好的成效。

記得疫情開始在武漢爆發時,中央政府鐵腕「封城」,一度遭西方媒體批評,此舉嚴重侵犯個人權利,但最終,西方多個國家政府也都實施「封閉」政策,去阻擋病毒擴散。結果顯示,大眾權利和個人權利之間的取捨並非鐵板一塊,一些在「常態」日子視為「理所當然」、「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和私隱,在「非常態」日子卻可能遭到無情拋棄。

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是: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和不容侵犯的權利,這種價值是否真的「高不可攀」?這個問題的答案,值得思考。目前,一些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其實也開始對此問題進行反思。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迄今沒有答案,然而,今次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爆發,無疑給我們一個「發現問題」和「反思問題」的契機。可以說,多個世紀以來,人類一直推崇的一些「普世價值」,在今日信息膨脹、技術進步,世界正在顯著改變之下,可能也需要作出跟隨時代的轉變而改變。究竟如何改變,便需要社會進行檢視和反思。

回頭說內地的健康碼,其結構和操作,很顯然同國內的大數據系統息息相關。因為要追蹤病人及其密切接觸者,背後必須要有一個龐大的數據庫作出支撑。若然國家或地區缺乏一個規模龐大和信息高度透明的數據庫,要推行健康碼制度,無疑事倍而功半。至於香港有關部門擬推出健康碼認證制度,推行當然有一定好處,不過,若然我們缺乏像內地那樣,有一個把大量數據儲存下來進行分析的資料庫,即使實施健康碼制度,未必可以產生很好的效果。

上文對健康碼和大數據的討論,顯示了個人私隱和公眾利益的內在衝突,同時也帶出了一個權利和價值的取捨問題。不過,問題迄今沒有答案,卻給我們反思的空間。

銀行保護數據 在家工作不便

第二個筆者觀察到的現象是,目前疫情嚴峻,各公私機構實行「在家工作」。筆者最近和一些金融業界人士接觸,並且跟個別機構有所交易,發覺香港不少公司或機構,並未對實行「在家工作」措施有足夠準備。筆者同個別銀行從業員接觸,當中關乎一些較為複雜的銀行業務,該些銀行從業員告訴筆者,在家無法處理這項工作,甚至在家工作時,連公司的電郵系統也無法進入,去檢視自己的電郵信件。

很顯然,銀行員工在家工作無法進入公司的電郵系統,背後的原因,無疑是公司考慮到信息保安和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既擔心公司的某一個電子系統遭外部惡意入侵,同時憂慮到在家工作的人可能會盜取客戶的個人資料,或不小心把數據洩露出去。

這個情況也帶出了上文所討論同類性質的「內在衝突」問題——當我們無法「面對面」接觸,社會出現災難性的情境下,如果繼續「死守」一些過往所形成的固有價值,包括數據安全和私隱的絕對安全保障,但同一時間其實也在犧牲經濟上的價值和員工的工作價值。這些代價,在平常風平浪靜的日子,當然沒有顯示出來,公司可以貫徹信息安全和私隱信息的百分之百、不容損失分毫的保障,而把經濟上和員工工作價值的損失「置於不顧」,但這個要求和期望是否合理?

平衡公私利益 勿死守舊價值

換言之,價值的權衡取捨,公與私之間的利益如何取得合理平衡,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再者,如果我們認同網絡保安和私隱保障應得到保護,如何解決當中安全與保障的憂慮,從而重獲或提升員工的工作價值,無疑也有實務上的需要。因為若然類似今次新冠病毒的災難頻現,能夠在經濟價值和信息及私隱保障價值之間取得平衡,經濟的價值和員工工作的價值沒有犧牲殆盡,非一面倒「死守」後者價值,解決了當中的「內在矛盾」,則這個國家或地區便可以比其他國家或地區取得更大的競爭優勢,社會可以取得更大的經濟發展和進步,反之,其後果不言而喻。

今次新冠病毒災疫,病毒對全球各地造成的巨大破壞,各地的防疫和抗疫措施,有些迅速見效,有些無效,甚至有些一籌莫展,失去抗擊之力,無疑是一次社會制度和社會價值的實驗,為我們開啟一個公私利益、全局發展和個人發展,社會公益和個人權利之間的衡量、取捨和重新檢視的契機和空間。

疫情之下,個體性與社會性價值之間的內在矛盾不斷「顯化」。個人信息遭如此大規模追蹤,過往難以想像。(資料圖片)

撰文 : 許佳龍 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艾禮文家族商學教授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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