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政治鬥爭 三權分立爭甚麼?

評論版 2020/09/23

分享: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本月初說,香港並沒有「三權分立」,只有三權分工、互相制衡,此說引來政壇激烈爭論。特首在此刻挑起三權分立議題,相信並非無意,背後是中央要為香港制度「正名」,拉開確立行政主導,抑制立法、司法干擾行政的大戰役,與反對派展開一場漫長的政治鬥爭。

對於三權分立問題,其實毋須複雜化。第一,作為一國兩制創設人的鄧小平,早在1987年對基本法起草委員明言,香港一個半世紀以來都不是實行英、美制度,香港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搞三權分立。在《基本法》中尋找有沒有「三權分立」這名詞,只是律師或學者式咬文嚼字,意圖抹殺立法原意。

參考港英制度 行政機關集權

第二,《基本法》內有關香港制度的設計,主要抄自殖民地港英制度,將權力集中在行政機關,由行政機構負責立法建議、草擬等工作,立法機關只是通過和監督,司法則只負責執行判決違法案件及解釋法例的定義。

為了防止立法機關阻撓行政主導,中央在《基本法》中加設了一些殖民地時代亦沒有的限制,包括議員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律草案,而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則必須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基本法》亦訂明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引入分組點票制等,都是對立法會議員增加權力制約。

《基本法》無論立法原意抑或制度設計,都沒有主張「三權分立」。雖然反對派訴諸權威,引述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和馬道立曾說過「香港是三權分立」,然而對《基本法》最有權威作出解讀的,卻是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對《基本法》有立法權、解釋權、修改權,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2007年已闡明,香港的制度不是三權分立,香港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行政主導」。

立會選舉押後 中央硬撼反對派

此外,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08年7月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港時,已提出「三權合作論」,間接否定三權分立的說法;2015年9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亦指,香港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諸如此類,可見中央過去並非沒有澄清三權分立的說法,只是每次都必然遇到香港反對派議員、傳媒、學者和法律界的群起攻之。反對派的反擊,無可厚非,因知這不是法律問題,是政治鬥爭問題。

對反對派而言,中央定出的特首選舉方法,反對派根本難以染指,故深知由行政機關奪權之路行不通,惟有高舉三權分立的大旗,抬高立法和司法機構。畢竟反對派可以搶奪立法會議員席位,而司法領域內由律師、檢控到法官,每多反對派的同路人,那麼立法、司法地位愈高,對行政機關打擊能力就愈大。

中央過去將澄清三權分立的責任,交予特首和問責官員,但幾任特首多採息事寧人態度,中央現在明言沒有三權分立,因要落場正面「硬撼」反對派及外部勢力,不容他們利用立法和司法機構向中央奪權。

對於立法和司法機構,立法機構一向是外界焦點,但由於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又忙於解決是否接受延任一年的嚴重分裂,才令香港的局勢看似稍為緩和,但中央與反對派就立法機關權力的鬥爭,未來勢必硬撼。

早前郭榮鏗阻撓立法會內會主席選舉,令立法會工作延誤半年,已有說法指中央要出手以「破壞政府工作」、「違反議員誓詞」為由,取消郭榮鏗議員資格,中央與反對派類似的惡鬥,未來必更劇烈。

建制派狠批 司法界縱容暴亂

至於少受外界關注的司法領域問題,近日則變得異常尖銳。過去港人無論持何政見,對法治都有崇高敬意,但過去一年多司法界在反修例風暴的表現,卻惹來親建制民眾的狠批,質疑司法系統縱容暴亂。對此,司法機構不能輕忽,應該對港人有一個交代,以免打擊法治形象。

其一,為何去年底香港陷入嚴重社會動亂危機之時,司法機構卻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沒有採取行動協助香港度過危機?建制派最大質疑是,在司法獨立、同樣實施普通法的英國司法機構,在2011年英國暴亂中,特別開設了24小時快速法庭,從快、從嚴審判暴亂分子,讓民眾看到參與暴亂的嚴重後果,明顯遏止了其他人仿效,令英國社會秩序快速回復安穩。香港法庭的不作為,客觀效果就是令暴亂變得更猖獗。香港法庭為何沒有如英國般對社會負起責任,至今未有充分解釋。

法官調任需服眾 標準宜統一

其二,建制派質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公正。

今年4月裁判官郭偉健在審理一宗連儂牆傷人案時,讚揚政治立場偏建制的被告擁有「高尚情操」,馬上惹來反對派大肆攻擊,馬道立隨即發表聲明,認為郭官不宜在判詞發表政見,並暫停他審理暴亂案件。

法官的政治立場可能影響判決,雖是人之常情,但若被公眾覺得有懷疑,確是不適宜,因法治有一名句:「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公義不但必須彰顯,而且必須在眾人面前彰顯)。

若用同一標準,另一裁判官何俊堯6月大讚違反秩序罪的3名香港眾志成員是「社會棟樑」,引起建制派民眾批評,行為與郭官類似,但馬道立卻沒有對何官採取任何行動,而且何官審理多宗暴亂案件,都以警察口供不可信為由,判被告無罪。

根據警方數字,由去年6月至今年8月中,因反修例事件被檢控者有471人完成司法程序,當中84%須承擔法律後果,包括被定罪、簽保守行為等。

然而何官所審理的案件絕大部分的被告獲判無罪,在機率上很難出現何官所審的都剛好是那16%應是「無罪」的案件,自然惹人質疑他的公正性。

「馬房文化」嚴重 未彰顯公義

有前法官狠批司法機構內「馬房文化」嚴重,有高爾夫球幫、網球幫、教堂幫等,其實馬房文化處處都會有,關鍵是馬房文化不能影響公義的彰顯。

馬道立要維護司法的獨立形象,法治公義就要在公眾面前獲得彰顯,將何官加薪而調往法庭後勤部門,就似乎沒有面對公眾、遑論說服公眾了。

至於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和前裁判官黃汝榮對法院的質疑,如法院允許律師顛倒《基本法》、香港法官85%都是黃色立場等,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成反對派地頭 中央高度懷疑

反對派在香港司法領域,一直佔據領導地位。在律師界,立法會功能組別法律界議席30多年來都是反對派的囊中物,大律師公會更是反對派激進路綫的重鎮。

在檢控方面,警方上月的數據顯示,因反修例事件拘捕9,672人,其中已遭檢控的只有21%,反對派以檢控率低,質疑警方濫捕,建制派則認為問題在於律政司檢控部門「放生」被捕者。

中央對香港司法界存有高度懷疑,認為司法界的律師、檢控、審訊都由反對派主導,再加上本地大學的法律學院,又向未來司法界棟樑灌輸「違法達義」這種與傳統法治信念相衝突的理論,自然認為香港司法界是一個牢不可破的獨立王國。中央戳破香港三權分立的迷思,不是否定司法獨立,而是劍指司法界的「獨立王國」。

理論爭拗是虛,政治鬥爭才是實,有否三權分立是理論之爭,中央與反對派在立法及司法領域的碰撞,則是政治鬥爭,因此,政治鬥爭才是未來的焦點。

中央對香港司法界存有高度懷疑,認為律師、檢控、審訊都由反對派主導。圖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年初於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中新社資料圖片)

撰文 : 曾仲榮 資深評論員

欄名 : 國是港事

緊貼財經時事新聞分析,讚好hket Facebook 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