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重硬件翻新 港公廁政策失效

評論版 20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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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市政局主席梁定邦率先改革該局管理的公廁,之後政府不斷投放資源,提升公廁衞生水平,屈指一算,1991年至今已動用最少15億元進行翻新工程(連同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撥出的6億元)。

可惜翻新未幾,不是沖水掣失靈,便是門鎖壞掉,暴露設施耐用性低、維修保養不及時等問題。公廁的清潔服務外判已超過20年,動用款項以10億計,可是使用者不正確的如廁行為,每每令清潔工疲於奔命清理。

培養公德心 資源分配不足

反之,分配在培養公廁使用者公德心的資源,只有寥寥百多萬,截至2020年1月,本年度用於卡通人物「清潔龍阿德」作公廁衞生宣傳和教育的經費,也不過166萬元。這與社會人士要求對公廁使用者加強教育的強烈呼聲,顯然存在落差,為甚麼政策老是側重硬件翻新和外判服務呢?

在探討當中問題前,需要從歷史視角回顧港英殖民政府管治公廁的經驗,再針對現行政策,掌握問題的核心,方能對症下藥。

自十八、十九世紀以降,西歐進入現代社會階段,政府的管治模式漸漸脫離中世紀的所謂「三部曲」,即禁止、調節、轉變,改而強調「管治藝術」,社會學家Michel Foucault稱之為「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當中蘊含自由主義概念,政府策略性地遠距離進行管治。值得注意的是,建基於自由主義的管治模式,並不等同放任不管;事實上,自由主義者同樣認同人並不一定理性,且易受誘惑,未能保證人們能作出正確選擇,故此政府需作出干預,以保障個人及公共利益。

3方法建規範 助民眾自我管理

自由主義是以自由為管治的基礎或出發點,表面上沒有約束,其實是採用另一個形態的約束,在管治上講求策略,以不入侵性的方法介入公眾的生活,促使其自行管理自身行為,達到既享受自由,又依循政策導向的目標。

在公廁衞生政策方面,自由主義管治模式賦予政府遠距離管治的能力,綜合歷史學家Patrick Joyce及民族誌學者Irus Braverman的分析,方法有三:一、選擇適當物料,令其具備自行運作能力,如強耐用性或防水,如此便可以減少管理者的介入;二、透過物件設計規範使用者行為,有關設計看似純屬技術性,卻產生規範,其原理有如駕車時如不扣上安全帶,便不能開動車輛——以公廁而言,如果能夠令使用者按與馬桶或尿兜的距離,調節其如廁行為,便可以減少甚至免除地上經常被尿液濺濕的情況;三、通過空間規劃確立新規範,例如在公廁內盡量令視綫不被遮擋,將「未被看見」(unseen)轉化為「被看見」(seen),便於使用者互相監察,從而讓人們易於分辨哪些是被社會接受的行為,達到塑造社會規範的效果。由於規範獲社會認同,具約束力,人們較願意遵從,否則會心生內疚、甚至羞愧。規範形成後,會產生自我意識,促使人們關注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社會標準,學習正確行為,免於和其他人發生衝突。

由此可見,「規範」可以通過計算及理性考慮建立起來,具理性的人會自覺自律,避免受社會責難。有別於運用強制性由上而下或外加罰則的管治,自由主義管治模式仍然賦予人們選擇進行不正確行為的自由,但策略性地創造條件,培養民眾自我管理的能力,政府在旁指導,令民眾自願地選擇正確行為。

在公廁如廁,既私密又公共,如何既不侵犯私隱,又策略性地將「未被看見」變成「被看見」,重塑社會規範,以構建新秩序呢?英國自1820年代起闢設公廁,按「治理術」進行規管,將公廁構建為「道德空間」,讓政府對低下階層實行道德管治,灌輸公共衞生意識,減少在公眾地方便溺,建立正確如廁行為,從而管理人們如何使用公共空間。建基於自由主義的管治策略,包括有:一、公廁設施明亮光潔,物料耐用及不易藏污納垢(如光滑白瓷磚、水泥地面),令設施能自行管理;二、加強採光(如多設窗戶、燃點洋燭),除實際照明功能,更具象徵意義,即以光明喻意理性,驅除黑暗(即污垢),在使用者心裏建立正面意識;三、一方面重組公廁空間布局,建立井然有序的視綫流動,讓使用者能互相監察,塑造社會規範,另一方面設巡查制度,衞生督察監督秩序及設施,如有關運作行之有效,便能起自我管理效能,引導人們正確如廁,最終將之內化。這策略賦予政府遠距離間接管治的可能性,只在必要時介入,讓人們享受自由。

在香港開埠初年,公共衞生惡劣,疫症頻發,為了保障駐港英軍生命安全,港英殖民政府在1867年設立公廁,解決基層華人公眾便溺問題,策略為源於「治理術」的「殖民治理術」。此策略與上述的自由主義管治策略相近,只是針對的對象由低下階層英國人,變為普羅階層華人,當中涉及階級和種族元素,同時較多運用法律手段,監控更臻嚴密,以工務局及總登記官署為首,輔以歐裔衞生督察及華裔團防局巡丁,進行多層監察。

港府續奉自由主義 惟有3局限

物換星移,「殖民治理術」如今已不適用,在行政管理上繼續奉行自由主義的特區政府,並不直接管理使用者如廁行為,而是將焦點放在硬件及制度上,前者主要是翻新公廁、重組空間和確立新秩序,增加設施的科技化,以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後者是食環署透過將公廁清潔服務外判並管理承辦商,期盼打造一個潔淨公廁環境,促使人們共同維護,自動自覺管理如廁行為,改善公廁環境。

可是,以自由主義模式管理公廁有其局限,其一,空間布局及物料採用受到政府高度規管,當中包含管治意味,某些人願意服從並習以為常,某些則未必遵從,後者會引伸出尋求凸顯自主性下「不按本子」的想法,情況就如新冠肺炎疫情下,在西方社會不少人雖然願意聽從政府規定,外出時佩戴口罩,但卻有部分人士不願遵從。根據傳播學的「接收理論」,民眾並非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按個人喜好自行演繹,故不一定按政府的「劇本」行事。

其二,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不同,擦身而過的盡是陌生人,為了讓生活不受這些與自己無關的人打擾,人們避免視綫交流,假裝看不到他人,保障各自私隱及生活不受侵擾,從而和平共處。這種「禮貌性忽視」意味這些人只碰巧在現場出現,自己不具任何義務,因而不必克制符合個人利益的行為。換言之,陌生人的存在未必能起到互相監察的作用,遑論敦促人們管理個人行為。

其三,要在社會生活中享受自由,人們必須能控制自私自利的天性,可是顧己及人的公德心並不是與生俱來的,需後天培養,公共政策也就要為此創造條件。

在香港,單靠翻新公廁及提升設施的科技化,顯然無法促使人們自行管理行為,全盤實行自由管治模式的條件仍未具備,那麼該如何創造條件呢?新冠肺炎肆虐,再度促使人們關注公廁衞生,11月19日「世界廁所日」即將來臨,我們將在接連兩周闡釋下列問題:還有第三條出路改善公廁的老問題嗎?為了提升衞生,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

特區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繼續奉行自由主義,並不直接管理使用者如廁行為,而是將焦點放在硬件及制度上。(資料圖片)

撰文 : 張妙清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資深顧問
莊玉惜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宏泰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尹寶珊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主任

欄名 : 國是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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