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私隱認知不足 難杜絕「起底」

評論版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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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私隱專員12月上旬發文批評網絡上「起底」行為是「害己害人」,並透露自去年6月起,個人私隱專員公署共處理逾4,900宗「起底」投訴個案,並去信18個網站、網上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的營運商共240多次,要求移除超過4,100條「起底」連結。公署至今已將逾1,400宗個案轉交警方進行刑事調查,另有48宗已轉介律政司跟進。雖然「起底」行為可觸犯《私隱條例》以及相關的法庭禁制令,後果嚴重,但仍然有人以身試法,問題的癥結很值得討論。

從事盜版者眾 難有效執法

在進一步討論「起底」行為前,不妨回頭看一下過去有關盜版氾濫的情況和問題。盜版一直是犯法行為,但當盜版行為在人與人個體之間廣泛擴散,愈來愈多分散化的眾多個體都在實踐侵犯別人的產權,要打擊和杜絕盜版行為便顯得非常困難。原因在於太多個體從事盜版行為,即使政府執法、提出檢控,但人數太多且分散化,逐個檢控的交易費用龐大,使執法工作難以在現實中有效進行。

政府一直致力打擊盜版行為,頻密打擊一些涉及盜版行為的網站,高調執法打擊,冀起殺雞儆猴的效果。但法律的威懾力彷彿有心無力,最多把一些能見度高的侵權機構或企業繩之於法,對分散化地進行盜版行為的個體,卻往往有莫奈之何的感歎,禁之不絕。

「起底」行為亦有類似情況:在網絡上活動的人千千萬萬,違法行為遭逮住而受到懲罰的機率很低,故人們往往有以身試法的衝動,以及逍遙法外的僥倖之心。

無可否認,政府和私隱專員公署都有對「起底」行為採取行動。記得2013年,有一個叫「起你底」的手機程式,聲稱儲有逾200萬宗本港法院訴訟、破產管理署及公司註冊處的紀錄,程式從這些公開資料中,把同一個人的眾多資料組合成一個「個人檔案」,用戶只要輸入目標人物姓名,即可「大起底」。後來私隱專員公署介入,指出此舉是犯了個人私隱條例,而令該程式下架。

法律威力 難抵銷僥倖免責之心

然而問題是,當以身試法甚或潛在以身試法者進行「起底」行為的個體數目很多,對個別違法者作出檢控便十分困難;即使有個別違法者受到法律制裁,但當眾多的個人藏身在一個「大群體」中,法律的威懾力往往無法抵銷個人能夠逍遙法外的僥倖之心。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提及一個蓋吉斯(Gyges)的隱形戒指故事:當戴上這枚戒指便可以隱形,結果會助長這個「隱形人」作惡的動機和行為,因為犯罪也不會受到懲罰。

基於牽涉的個體數目難以估計,以致執法和檢控工作「事倍功半」。事實上,打擊盜版行為過去一籌莫展的情況,和「起底」行為在本質上有相似之處。在今日電腦科技進步下,無論是網絡的銜接性、連繫度還是簡易的用戶參與,都令執法機構更難針對大量個體違法者進行執法。

過去,政府、產權保護機構和出版商均「槍口一致」高調打擊,仍然無法杜絕盜版行為。從目前情況看,侵權或產權的保護形成一個正版和盜版市場並行的局面:正版市場售賣出版人的產品,另一個市場則繼續在地下,眾多個體用戶互相轉載或交換不合法的軟件或音樂產品,禁之不絕。

現時個人信息「起底」還未形成一個買賣市場,學術界和業界曾就個人信息「起底」的非法行為,提出一個解決構想——與其有人把別人的個人資料非法使用,不如把公眾人物或具潛在市場價值的個人資料合法地整理,形成個人資料檔案,透過市場力量化解,令個人從事的「起底」行為再無利得價值。不過,與盜版不同,版權擁有人的損失可以實質地計算,但「起底」行為往往惡意的,這種惡意很難界定價值,被「起底」的人所受的損害也很難量化,令解決「起底」行為更為複雜,因此這些構想也不可行。

再者,這些檔案人物的價值也因人而異,而且每個「消費者」對於這些個人資料檔案的需求或需要不一樣,無法形成「一致性消費」並具規模經濟效益的市場交易條件。究竟這些資訊的價值有多少?要設立一個個人資料市場,若無法對資料的價值「定價」,交易便無從說起。

教育和道德 最重要制衡力量

網絡世界的行為秩序,無疑是網絡進一步使用和發展的關鍵,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盜版、「起底」以至欺凌、發放虛假信息等,都只不過是反映問題的一部分而已。

對於解決「起底」等行為,筆者相信,社會要明白,這些行為的紓緩或解決是要付出代價的。目前,香港互聯網用戶不必實名登記。如果要快速追蹤發布惡意「起底」信息或虛假信息的個體,需要執法機構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充分合作,也需要法庭的許可進行身份識別。不過,要在千千萬萬分散化的用戶中針對性地追蹤和採取行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若採用實名登記,又有可能窒礙個人自由表達權利的合法發揮。歸根究柢,教育和道德是最重要的制衡力量,畢竟「起底」、盜用、欺凌等都是不道德行為。

值得一說,筆者留意到,有一些可能並非刻意「起底」,或不違反私隱法例公開別人信息的行為,發布人往往在互聯網上以「正義」或「鋤強扶弱」的英雄心態,把一些牽涉他人的信息自行公開。現時不少人喜歡把攝錄到的視頻片段,上載到網絡與眾人分享,有人在車上裝置了攝錄器,把駕駛時沿途發生的事物或別人的行為攝錄下來,這些「路人甲」的行為並非犯法,可能是無心之失,例如切綫不小心、泊車停泊越過車位等,卻遭人上載到互聯網公諸於世。

不排除發布人只是想向其他人指出這種行為不當,不應該去做,但很顯然,這種未經當事人允許,把對方一些並非犯法的行為公開,車牌號碼清晰展示於瀏覽者眼前,雖然沒有違反私隱條例,但嚴格來說也是一種侵犯了該車牌主人或司機的私隱,本質跟「起底」沒有分別,卻似乎得到社會群體「默許」,甚至得到「點讚」與附和。這種行為是不是應該得到社會接受,值得討論。

在一個自由和公平的社會,每個人都有免受監控的權利,上述這種帶有「替天行道」、把別人「失當」(可能是無心之失)的行為進行沒有授權的「監察」和「訓誡」,卻很少人會認真意識到,是對每個人免受監控權利的侵犯,也是不適當的行為,正正反映整體社會對個人私隱保護的認識不足。

筆者建議,在兒童成長中,從其開始使用電腦或手機,便有需要教育建立網絡行為的德性規範,這也是紓解網絡「起底」行為的根本方法。

個人私隱專員早前發文透露,自去年6月起,私隱署共處理逾4,900宗「起底」投訴個案,將逾1,400宗轉交警方進行刑事調查,另有48宗已轉介律政司跟進。(資料圖片)

撰文 : 許佳龍 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艾禮文家族商學教授

欄名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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