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仲裁具優勢 仍是安全選項

評論版 202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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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在1月31日一篇題為《外資公司考慮將香港剔出法律合同》(Companies consider writing HK out of legal contracts)的報道,在香港法律界掀起不小波瀾。

該報道引述來自香港、東京和新加坡10家律師行的律師,表示不少來自美國和日本的企業,因擔心中國政策會影響香港的法治環境,所以考慮將香港從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剔除,改選新加坡作為仲裁替代地點。

美資未大量撤離 資金續流入港

不過,文中並沒有明確事例證明,已經有外資公司將原本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點的合同,改為其他地方,而只是介紹類似諮詢比以前多了起來;同時,該報道反而強調了香港仲裁裁決可以很容易通過香港與內地的相關安排,獲得較易執行這一顯著優勢,以及中國國有企業在香港並未獲得特殊優待的事實。

類似「唱衰」香港的報道,自從2019年6月「反修例風波」爆發,特別是2020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已經屢見不鮮。2020年6月,香港美國商會曾表示,有將近3成美資公司和4成美國人表示考慮離開香港;同一時間,很多媒體也一再渲染《港區國安法》引發金融市場憂慮,導致香港出現資金外流現象,嚴重危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港區國安法》迄今已經實施超過半年,事實又是如何呢?今年1月,香港美國商會會長公開承認,未見到大量美資撤離香港,而很多投資者更是看好香港市場。

至於資金大規模撤離香港的說法呢?港元滙價不斷觸及強方兌換保證,資金持續流入,令銀行體系結餘大幅增長至超過4,500億元,以及2020年香港IPO市場集資金額將近3,900億元,較去年增加24%。這些事實,都使相關「唱衰」不攻自破。

現在,這種「唱衰」開始針對香港法律服務市場,對「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是否安全」提出質疑。那就讓我們來逐一審視《金融時報》在上述文章中引述的相關理據,又是否站得住腳呢?

一、英國政府威脅考慮撤走香港終審法院中英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實際上,在目前共14名海外非常任法官中,有10位來自英國,而賀知義勛爵(Lord Hodge)更是在去年10月接受委任,成為最新一位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再加上另外1位來自加拿大和3位來自澳洲的海外非常任法官,他們都是在這些全球最領先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域取得卓越成就,並備受推崇的法律專家,如果他們在過去處理案件時曾經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擾,怎麼可能會心甘情願不出聲,又怎麼可能會委曲求全,繼續接受委任呢?

正如曾擔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現任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廖柏嘉勳爵(Lord Neuberger)在2014年8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目前我並無發現(香港的)司法獨立有受任何破壞。如果我覺得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性質被破壞,我即使不講出來,也會辭去法官一職。」

值得注意的是,這番演講是在當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布有關「一國兩制」白皮書中,對包括法官在內所有香港「管治者」提出「愛國」要求,從而引發香港司法獨立是否受影響的時候作出的。

二、終審法院澳洲籍前海外非常任法官施覺民(James Spigelman)在2020年9月2日辭任:施覺民法官在接受澳洲媒體訪問時,只是簡單提到該決定與《港區國安法》的內容有關,但並未提及他自己在香港審理案件時受到過任何外力干擾,或表達對香港司法獨立受損的擔憂。

美日星3國 亦有國家安全法律

另外一位海外非常任法官苗禮治勛爵(Lord Millett),在施覺民法官辭職之後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形容請辭決定「不智」,而他在早前接受媒體專訪時亦曾表示,「在香港終審法院14年期間,從未遭遇過中國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治干涉。如果我覺得法院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我就不會想成為其中的一員。」

事實證明,與很多「唱衰」香港法治人士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至今再沒有出現其他外籍法官辭任的情況。

三、香港警方根據《港區國安法》對部分民主派政客和異見人士的抓捕行動是否會侵蝕香港法律制度:姑且不論《港區國安法》與民商事仲裁有甚麼直接關聯,《金融時報》報道中提到的美國、日本和新加坡3個國家,無一不是長時間擁有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規定和執法安排。就以同為亞洲金融中心、並同樣着力打造區域仲裁中心的新加坡來說,其《內部安全法》明確允許「預防逮捕」,可不經審判直接逮捕和拘役嫌疑犯,從而阻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新加坡執法機關根據此法抓捕構成安全威脅可疑分子的新聞也會見到。

但是,新加坡在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數」調查中,不僅治安排名全球最佳,整體法治指數也是名列前茅,更未曾見有人因為新加坡實行更為嚴苛的國家安全法律,而對其仲裁服務望而卻步。那麼試問,在《港區國安法》開宗明義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香港居民既有權利和自由、堅持法治原則等前提下,加之相關案件尚未進入實質審理階段,又何來對香港法治的擔憂,甚至影響到在香港進行仲裁的信心呢?

自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以來,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內地與香港至今簽署了8項安排,基本實現了民商事領域司法協助的全覆蓋。特別是在仲裁領域,通過1999年簽署的《仲裁裁決互相執行安排》、及後2020年的《補充安排》,以及2019年簽署的《仲裁保全安排》,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不但可以在內地獲得認可與執行,更可以在仲裁啟動前和進行中,以及執行仲裁裁決時,向內地法院提出申請,對仲裁相對方在內地的財產、證據和行為作出保全措施。這亦成為香港仲裁最大特點,更是全球其他仲裁地想得而不可得的優勢。

在商言商,根據英國倫敦瑪麗皇后大學在2018年發布的《國際仲裁調查報告》,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是考量仲裁地的最重要因素。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於香港民商事司法協助實踐的報告》,2015年至2020年內地法院根據《仲裁裁決相互執行安排》辦理的63件案件中,最終駁回申請或不予執行的只有4件。同時,《仲裁保全安排》實施短短1年,內地法院共辦理32件此類案件,迄今只有1宗財產保全申請不予批准。

隨着「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政策的逐步推進,香港作為中國唯一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域,在處理涉及中國當事方的仲裁案件中,無疑將繼續擁有極大優勢。

因此,「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是否安全」的答案,也就一目了然了。

隨着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政策的逐步推進,香港作為中國唯一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域,在處理涉及中國當事方的仲裁案件中,無疑將繼續擁有極大優勢。(資料圖片)

撰文 : 劉洋 英國希德律師行香港辦公室法務總監、香港仲裁推廣諮詢委員會委員

欄名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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