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才適合加稅 交稅多是好事?

評論版 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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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陳茂波上周發表財政預算案,公布幾項「開源」新方案,包括建議將股票印花稅稅率由0.1%增至0.13%,以補償疫情中因經濟停擺導致稅收減少,以及支持紓困的開支。

過去數年,香港社會對公共財政的討論,一直集中在如何「派糖」:好景時要派,如現在般逆景時更要派。但花無百日紅,基本法同時有「量入為出」的原則,若政府因不同原因必須加稅,究竟是在有財政盈餘的年份比較適合,還是有財政赤字、有迫切需要時,才適合加稅?相信對加稅有完整論述的香港人不多。既然如此,不妨看看加稅的歷史起源,以及它與議會制度發展的因果關係。

今日英國的西敏寺議會制度,極簡單來說就是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在位其間(公元1272至1307年)為了向英格蘭各地貴族「籌旗」,加稅對威爾士發動戰爭而召集。本來是非正式的閉門會議,但逐家逐戶向貴族「乞討」又費時失事,所以就索性約好一個固定日期和時間,大夥坐下來平心靜氣討論,並由1278年開始有了正式的會議紀錄。在議會中的貴族們,本身就是英格蘭政府的金主,而不是倚賴公職人員薪酬和津貼過活,自然會在會上提出各式各樣的新政策作交換條件。

向貴族「籌旗」打仗 英議會制度起源

重點是,國家的稅收源自組成議會的貴族群,後者直接掌握前者命脈。政府想加稅,便要開出更好的條件,談判桌上雙方一買一賣,自然較容易達至「雙贏」。第二點是,稅收來自國內農業生產,雖然偶有豐歉之別,但英國不像中國,至中世紀仍然行封建農業制度,不同級別貴族所持的土地丈量、人口和生產資料大致相等,所以「可徵稅收入」亦相若,因此他們對政府新政策的「討價還價」,逐漸發展成較高效率的「一人一票」,然後才發展成今日的議會制度。

香港財政與中古時代英國不同,並非農業城市,市民的收入分布和共同利益都不因居住地區而劃分;而且香港是「外向型經濟」,大部分稅收與境外生產和消費活動有關,所以即使稅基穩健、結構性增長強、政府治理良好,仍可因為境外不可控因素而陷入財政赤字,例如現時的新冠肺炎。

這其實並非香港獨有的問題,而是全球化下的常見問題,大國如中美,經濟表現與稅收都對本地政府不可控的境外不穩定因素高度依賴;依賴度不高的國家如古巴和北韓,一般只會更窮,所以香港過去百多年是賺了全球化的好處,現時則是在承受全球化的「副作用」。

繳稅愈多 公共事務影響力愈增

筆者小時候的數學老師,在授課時曾經語重心長地對學生說:「稅,交得多永遠是好事,交稅多好過少……」,筆者以前不明所以,現在終於明白: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導火綫,正正又是反對宗主國因戰爭而加稅,即所謂「無代表,不納稅」,認為納稅和發言權應成正比。所以如果一個人、一家公司或一個行業,在香港交得稅多,其實同時亦代表對公共事務影響力增加,不一定是壞事。

將概念套在香港的情況,日常有很多市民和中小企投訴政府「不聽民間疾苦」,其實就是因為在香港的「外向型經濟」中,本地企業和個人的稅款在政府庫房裏沒有足夠的代表性;曠日持久討福利的「派糖」文化,更是令議會中不同政黨和民間團體,對政府庫房的依賴情況惡化。

至於香港人為何日常對稅制缺乏想像,其實亦不一定是壞事,而是因為「簡單稅制」。香港薪俸稅低,在國際上是有名的:打工仔不用每年將很多個人收入拿出來交稅,正正就是因為工作的公司已交了利得稅。政府的收入水平直接和香港的經濟表現掛鈎,如非今年遇上新冠肺炎這類百年一遇的世紀大災難,現行稅制已能自動達成「量入為出」的穩健財政效果,根本不用開徵新稅。

既然今年大家希望優先加快香港經濟復甦,不如集中精力,開放和發展不用政府作大幅前期投資的本地「內循環」新消費產業。如此整體經濟造大了,市民消費選擇和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增強了,整體市民收入又有增加,中長期計算政府不單能收更多稅,更能降低庫房對外圍經濟不穩定因素的倚賴程度,可謂無本萬利,皆大歡喜。

撰文 : 劉國匡 時事評論員

欄名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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