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還能勝過計劃經濟嗎?

評論版 202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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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提出,自發的市場秩序本質上優勝於限制活力的集權主義秩序。隨後的幾十年裏,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蓬勃發展,而前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卻崩潰了,歷史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可是接下來,世界卻又見證了中國崛起。

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眾所周知:GDP連續30年保持雙位數增長、約有7億人擺脫了貧困、基礎設施建設迅猛發展、創新科技與企業不斷湧現,中國也繪製了可持續增長與發展的全方位藍圖。中國的成功弱化了自由市場的神話:自由市場代表着每個國家的最佳發展戰略嗎?這種疑慮導致長期以來作為自由市場意識形態領導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正在反思自己的正統觀念。然而,中國式的中央計劃在西方依然備受鄙夷,旁觀者以所謂不透明和專制的標籤來貶低中國的體制。

美財政支出GDP佔比 與華相若

但是,中國的制度真的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度截然相反嗎?答案是否定的。盡管美國政府標榜支持自由市場,但其財政支出自1970年以來一直穩定上升,2019年的支出佔GDP的35.7%,與中國的34.8%相若,而新冠疫情更加速了政府主導經濟的趨勢。實際上,美國的經濟復甦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政府的大規模干預。此外,拜登政府現正推進的立法項目,包括美國人就業計劃(American Jobs Plan)和美國家庭計劃(American Families Plan),都凸顯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角色。

隨着中美兩國經濟上都愈來愈重視中央集權的國家能力,「國家與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常見的二分法,顯然是過於簡單化。兩國面臨許多相同的挑戰,首先是確保富豪精英不會選擇以犧牲大眾利益為代價的公共政策與商業決定。

國家和市場都是社會結構,正如海耶克的觀察,如果市場基於自身利益,自發地形成市場秩序,那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增長的官僚機構,可能也會根據既得利益形成某種官僚秩序。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麼限制這些既得利益,以確保國家能夠繼續專注於為百姓提供社會產品與服務,將變得尤為重要。

如美國堅持其自由市場主導的體系,她將不容易應對這一社會挑戰;相反,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其告別演說中警告過的「軍工聯合體可能獲取不當影響」(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 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威脅會繼續存在及氾濫(盡管今天它可能被更名為「軍工、科技、金融、媒體複合體」)。

美民眾對政府信任度 排名下降

這可能有助解釋,為何如今民眾對美國機構的信任如此之低。在2020年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6個國家中,美國在民眾對非政府組織、企業、政府和媒體的信任度僅排名第18位,2021年排名更下降到第21位;相比之下,2020年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企業、政府和媒體受民眾信任度最高,雖然該信任度在2021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從82%降至72%),但中國仍然排名第二。

這可能反映,中國已證明其有能力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具體的項目和計劃,使所有民眾受益,而不僅僅局限於精英階層。根據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一項研究顯示,「中國的貧困居民覺得政府在提供基本醫療保健、社會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愈來愈有效。」

在德國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看來,中國的「非正統」政策制定與執行,以及共產黨的韌性,使中國成了一隻「紅天鵝」:這是對西方發展模式「超出常規、意料之外」(deviant and unpredicted)的挑戰。但筆者卻認為中國的成功不是意外,而是意料之中。

中國實驗性政策制定 反映新理念

中國不僅充分運用了中央計劃,還在過程中推行了適應性、實驗性的政策制定方式,通過不斷地改革制度與結構,因地制宜地反映新理念和新實踐。正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最近指出,在如氣候變化等複雜問題上,既得利益集團很容易阻礙社會進步,「最高決策層的意志」可以防止決策上陷入僵局,對於社會進步至關重要。

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決策沒有協作共識;相反,在作出重大政策決定前,中國領導人會與智庫和學者進行磋商交流,以獲得相關的理論與見解,並訪問地方社區以了解實地情況,然後會啟動試點計劃,以揭示和解決現實中的政策實施問題,通過這種務實的方式,推出可以適應不同環境的改革與發展項目。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適應性、試驗性務實方式,也無法避免特權與尋租行為(rent-seeking,為壟斷社會資源而從事「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有針對性地實施特殊政策和試驗計劃,可能會導致制度環境碎片化、浪費和過度競爭,所有這些弊端都可能破壞中國建設一個開放、複雜和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系之努力。

此外,官僚機構可能會極力抵制進步,因為某些地方官員會擔心更高的透明度會破壞其經營地方經濟的靈活性,以及其晉升前景;而如果某些企業或市場參與者獲得太大的影響力,也會發生同樣的尋租及壟斷行為。克服這些特權、壟斷、尋租行為的挑戰,需要敏捷、創新、及具有堅定政治意志的領導層。

制度安排 不應追求放諸四海皆準

那麼,自由市場經濟是否仍然優勝於中央計劃經濟?這問題可能本身就是錯誤的。制度安排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受歷史、地理和文化的影響。我們的目標不應是找出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教條,而是設計出具備各種特徵的體制與機制組合,去適應特定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並通過適當的制衡,為最多的人帶來最大的好處。

中國的政策試驗、實施、將「改革算法」制度化的傳統已經形成,並開始不斷調整體制結構,以便適應不斷變化的內外環境。正是這些系統性的治理能力升級,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發展路徑,而其經濟成果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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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美國政府標榜支持自由市場,但其財政支出自1970年以來一直穩定上升,2019年的支出佔GDP的35.7%,與中國相若。(新華社資料圖片)

撰文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所主任

欄名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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