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低分被父母罵垃圾 碩士女生曾遭校園欺凌致抑鬱

副刊版 202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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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校園欺凌問題愈趨嚴重,香港救助兒童會最新的調查報告,發現近四分一的青少年擔心被欺負或曾遭受其他兒童或年輕人的暴力侵害。當中,少女Eve在中學時期由目擊者淪為受害者,面對被同學的惡意排斥與孤立,使其陷入憂鬱情緒之中,遂向社工尋求協助。然而,最讓她心碎的並非校園欺凌,而是父母給她的學業壓力,經常用言語辱罵,雖然不攻身,但攻心,促使她一度有輕生的念頭。

現年22歲的Eve正就讀碩士,亦擔任非牟利機構青年大使。訪問當日,她手上拿着一本書,無論談話舉止,她都予人感覺是個樂觀、健談的女生。可是,每個快樂的人,背後總有着令人心痛的過去。回想在中學時期她就讀女校,曾目睹有些同學因身形、性格不合而被惡意抹黑,也有來自內地的同學,只因語言及文化跟香港土生土長的同學不同,而遭到有意無意嘲笑。她說:「在初中的階段,可能只因為你與其他人有所不同便被人欺凌,當時我站在目擊者的角度,但是我無能為力,不能為她們所謂的挺身而出,因為我也是被欺凌的一分子。」

言語暴力更傷人

可悲的是,她不僅是目擊者,同時亦是受害者,親身經歷過自尊心被踐踏的時候。愛說話的她,當年參加學校團體活動後十分興奮,因不斷發問問題而被同學嫌麻煩,繼而處處被人針對。「當時年紀較輕,我不懂得拿捏該說話的時機,所以身邊的同學不理會我,也不想跟我有任何接觸,我問多兩句就被人斥責好煩,又批評我博取注意力。曾試過有一日開會時,我只是好奇拿起一本書,隨即被一個師姐當眾破口大罵,那種感覺好難受。」

除此之外,其父母也成為她被同學排斥的原因之一。她形容其父母好惡、管教相當嚴格,對她更寄予厚望,因此習慣逆來順受的她毫無反叛的餘地。「那時候在學校開會直到很夜,爸媽一直不喜歡我夜歸,害怕我行差踏錯,加上覺得我因為參加團體活動後無心向學。有一次,我媽媽突然打電話去罵我的師姐,使她們更加覺得我媽媽神經病,我全屋都神經病。」

被校園欺凌的那段日子,縱然沒有發生肢體攻擊,可是,言語上的暴力往往比行為上的暴力更加傷人。然而,傷得她最深的並非同學,而是最親密的家人。由於父母對自己的成績尤其重視,小學成績取A是最基本的要求,卻只關注結果而忽視孩子的努力,最終適得其反,令Eve自尊心受挫,更經常覺得自己是垃圾。

「我是第一個女兒,他們希望我成材,對我和妹妹的要求截然不同。當時如果我成績考得差,爸媽就會以非常侮辱性的言語罵我,比電影電視劇對白更嚴重,他們說過最難聽的說話如『你已經無用了,甚麼都不是,垃圾都不如!』」

主動找社工協助

盡管畢業離開了校園,其自信心依然一點一滴的流失,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她到英國留學,期間遇到種族歧視、龐大學業壓力、父母過高的期望、思鄉病,種種的不如意事接踵而來,不堪壓力的她每天以淚洗面、食不下嚥,甚至一度萌生自殺的念頭。

「我完全不享受在英國的那幾年,當時認識到的朋友寥寥可數,全都是亞洲人,感覺無法融入當地的文化、圈子。而且每次到倫敦遊玩,都會遇到歧視的狀況,有些英國人見到我是華人,就故意說一些很難聽的話,叫我滾回去機場!」

直至因新冠疫情爆發,她回港避疫時才主動找社工協助,繼而獲轉介她接受精神科醫生的診斷,惟在她堅持不靠藥物治療下,經歷約一年的時間,才漸漸走出陰霾,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也獲得不少改善。

「雖然自己修讀心理學,理應對心理健康的意識比其他人高,但我也輕視了問題的嚴重性,當時亦有掙扎是否應找社工,因為能醫不自醫。」

原本按照父母的期望入讀藥劑的Eve,其後竭力說服父母讓她轉讀心理學,期望畢業後成為社工,有機會幫助同路人。她又坦言偶爾回想起過去經歷也會難過,但已不再埋怨父母,更相信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有意義的。「陰影一直都會存在,但正因為我有這個經歷,我不容許自己成為欺凌者,亦驅使我想去幫助有相同經歷的小朋友。有研究指出,本港青少年過去一年經歷欺凌,情緒不穩定等,希望有更多人關注這個問題,否則之後政府再放多少資源在心理輔導服務,也是徒勞無功。」

作者:曾嘉善

責任編輯:李越樺

現年22歲的Eve 在學校曾遭受同學欺凌,因其性格愛說話而被嘲諷麻煩和博取注意力,慘被杯葛及排斥。(黃建輝攝)

愛說話的她,當年參加學校團體活動時,因不斷發問問題而被同學嫌棄,繼而處處被人針對。(受訪者提供圖片)

她接受精神科醫生的治療,在堅持不靠藥物治療下,經歷約一年時間才漸漸走出陰霾。(受訪者提供圖片)

修讀心理學的她,因着親身經歷,期望碩士畢業後能成為社工,幫助有需要的人。(受訪者提供圖片)

作為被欺凌者的她,在學生生涯一直鬱鬱寡歡,但慶幸她勇敢地找社工傾談。(黃建輝攝)

在中學時期,她曾目睹有些同學因身形、性格不合而被惡意抹黑,可是她亦無能為力,皆因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受訪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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