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經濟融合 可參考星馬經驗

評論版 202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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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近年大展拳腳,積極參與大灣區各項改革措施,珠海市發展和改革局去年公布《珠海市2020年市政府投資項目計劃》,投資155億人民幣,重點處理交通基建,投資額較前年增長超過40%;而去年受疫情影響而擱置的不同項目亦已相繼復工,連同2018年廣東省委、省政府發出的《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布局和項目規劃》,以及今年《關於支持珠海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化經濟特區的意見》的重磅文件,似乎不論市級還是省級官員,都有很大決心開放珠海地區,作產業升級。

軟硬件開放 珠海成QFLP試點

除了基建的「硬件」外,珠海在「軟件」上近年都大有開放之勢。例如2018年12月時,珠海已印發《珠海市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試點管理暫行辦法》,成為廣東省第一個展開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QFLP)計劃的地級市。具體而言,QFLP是指由外國企業或個人參與投資設立、非公開交易企業股權的企業。試點開展至今,已吸引近40億美元出資額,可見珠海對外開放的決心。

與香港有合作的措施方面,亦有突破性發展。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施政報告公布「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劃」,珠海方面將會放寬香港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內地的門檻,促進交通便利。別小看這些民生小措施,兩個經濟體要真正融合,用古人的說法,就要「車同軌書同文」,香港和廣東本來就是同文同種「書同文」,只是戰後因冷戰因素,才令兩地區隔了70年;而港車北上不設配額,就是「車同軌」,長遠的益處或可與秦國統一六國類比。

就筆者所見,在大灣區珠海方面,香港人較多討論房地產和置業。例如筆者幾年前就遇到一名準備退休的中產友人,諮詢投資意見。當時他覺得當地樓價便宜,因此打算到珠海買樓退休,但其實如此想法,正與珠海人和當地政府的發展期望不同:珠海政府樂意推動項目,與香港融合,是因為希望他朝經濟可以發展得如香港般蓬勃,而非以「平」作賣點吸引退休人士做新居民。

兩地人看融合 願景期望有別

環觀歷史,每次有結構不同的經濟體要搞經濟融合,最常「中伏」的問題之一,就是兩地人的預期、願景有誤差,若不小心處理,容易招惹「不平等條約」、「新殖民主義」色彩的嫌疑,例如1842年香港開埠的背景,其實也就是清朝與大英帝國對「貿易」的理解有落差:當時英國人受亞當史密夫《國富論》所影響,認為世界的正常運作就是國與國之間應完全自由地貿易,靠走私鴉片擺平對華貿易逆差,最終大打出手。

由商人主導、政府「跟隊」的經濟融合模式,比較容易側重領導商家從事的個別行業,可是國家級的貿易協定,又會對無關那些行業的其他社會人士造成影響,例如假設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落實後,香港退休人士大批遷移珠海,會否因某些原因(例如市區樓價太貴)令參與QFLP的外商卻步?現階段或是言之尚早,但長遠而言,若忽略這些細節,則很容易產生矛盾。

說回香港和珠海融合發展的模式,另一個可參考的對象,是新加坡與接壤的馬來西亞柔佛州(Johor)。兩地與港珠澳一樣,戰前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文化非常接近,例如現居於香港的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早前出版的自傳中便有很多篇幅講到自己在柔佛州出生長大,及後到新加坡萊佛士書院升學,與李光耀同期入學的經驗。

兩地更相似的地方是,新加坡和柔佛州首府新山的政府結構同屬英聯邦式,同樣是普通法區,不如香港般於冷戰時代與廣東省分道揚鑣。戰後星馬兩地固然經歷了幾許風雨,今天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的生產總值,便高於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政府終於在2006年成立柔佛州「依斯干達經濟特區」(Iskandar Development Region,IDR),參考深圳市之於香港的發展經驗,發展方法也就是規劃各區後,用政策優惠吸引投資者,投資基建和房地產等項目。

164萬外來人口 充實星勞動力

筆者幾年前曾在新加坡中央醫院實習,有一個柔佛人鄰居,他在新加坡工作,獨自租房自住,周五下班後就返回柔佛與家人團聚。與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本地人口不足,據新加坡統計局數字顯示,全國近570萬人口中,新加坡籍的國民只佔350萬,永久居民另加52萬,即有164萬人外來人口充實勞動力,當中有很多都是來自柔佛。

如此一來,柔佛能如比鄰香港的深圳般快速發展起來嗎?還是高增值生產活動仍在新加坡進行,柔佛只能升級為基建較好的新加坡「宿舍城鎮」?

珠海的新計劃要成功,我們就不能把地方經濟發展政策和區域性融合措施看得太簡單,不要只是口頭上全力支持,「講到當做到」,也不應抱有失敗主義的消極態度,把所有願景都當成「吹水」而不以為然,錯失發展機會。

本港去年施政報告公布「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劃」,珠海方面將會放寬香港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內地的門檻,促進交通便利。圖為港珠澳大橋。(中通社資料圖片)

撰文 : 劉國匡 時事評論員

欄名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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